图\张丹波
现珍藏于民族文化宫博物馆的这件嘎巴拉碗是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寿辰的贺礼。器物底长20厘米，底宽20厘米，通高22厘米，重3940克，银、铜、骨质。嘎巴拉碗放在一个雕有三颗骷髅搭成的三角架上。三角架立在一个三角形火坛城上。三颗骷髅分别象征着修习者的身、语、意，是将被净化的三大根本。碗盖铜鎏金嵌宝石（缺一五股金刚杵头形盖柄），碗身为人头盖骨，碗内侧以及碗边包镶鎏金银皮，碗内镌刻梵文“唵、嘛、呢、叭、咪、吽”，底座铜鎏金，底座下面有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铭文：“乾隆四十五年班禅额尔德尼进”。碗座、托、盖均为银制錾花，盖上还錾有吉祥八宝纹，底座为火焰纹。
嘎巴拉，是梵文kapala的音泽，本意为头盖骨，是用人颅骨椭圆形的上半部制，故嘎巴拉碗又称作颅器，是藏传佛教中一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祭法器。它是藏传佛教中众多的金刚乘神灵的饭碗、贡碗及祭祀用碗，瑜伽师、大成就者、空行母、本尊神和护法神的左手都持有嘎巴拉碗。在藏传佛教灌顶等仪式中，在嘎巴拉碗内盛酒，师傅把圣水洒在修行者头上，并让其喝酒，然后授予密法。嘎巴拉碗不仅作为密宗法器在仪式上使用，而且是一种重要的供养器，将嘎巴拉碗作为一种贵重的舍利进行供奉，佛教徒对其相当敬重，认为这是“无量六波罗密功德所熏”，是高僧戒、定、慧修持的结果，非一般人头骨可比。
关于嘎巴拉碗的起源，文献记载相当稀少。通常情况下可以将《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中的这样一段文字视作为其出现的主要线索： “我闻在昔，佛月光明，以头施檀，普渡众生，左旖檀涂，右利刀割，于此二人，不分别拨。五印三藏，古德多有，用是义例，自施其首。十方十色，一以化之，同凡悲抑，共圣慈悲。是真供养，无供养者，作赞饶舌，波罗般若。”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月光明佛悲悯苍生，为了普度众生，最后连自己的头颅都施舍出去了。于是，印度、藏地的高僧大师们都纷纷沿用此例，死后将自己的头颅施舍出去，作为宗教仪式上的法器以使用。
现珍藏于民族文化宫博物馆的此件嘎巴拉碗为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所敬献。
清统一全国后，第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于顺治九年（1652年）进京朝觐，次年返藏途中，清廷正式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以金册、金印。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第五世班禅额尔德尼班禅?罗桑益西被康熙帝正式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亦赐金册、金印。自此，清朝中央政府正式确立了达赖、班禅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地位，以后历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和地位，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才得以确认，成为一项历史定制。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华丹益希，是西藏历史上一位杰出的藏传佛教领袖和政治家。他于藏历第十二绕迥之土马年(清乾隆三年，1738年)出生在襄地扎西则(今后藏南木林宗扎西则)地方，清乾隆六年（1741年）入扎什伦布寺出家，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二月，受赐了金册和金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章嘉国师奏称，班禅额尔德尼希望朝觐皇帝。乾隆皇帝认为，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跋涉万里，为他的七旬万寿节祝寿，是清王朝“吉祥盛世”的象征。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驻藏大臣留保住通知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谕旨允准他由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启程“谢恩进佛”。而乾隆皇帝不惜动用朝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为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到来做了周密的迎接工作。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六月，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率领三大寺堪布及僧职人员百余人开始离藏赴承德，当时，护送的僧俗官员和马队多达两千人，盛况空前。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成为第一个到祖国内地的班禅喇嘛。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二十一日，班禅一行到达承德，在皇六子永瑢和章嘉国师、尚书永贵的陪同下至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朝觐乾隆。乾隆离开宝座亲手扶起，操藏语问佛安：“长途跋涉，必感辛劳。”班禅答：“远叨圣恩，一路平安。”乾隆与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日常对话完全使用藏语，如谈及经文典籍，由章嘉国师翻译。就乾隆帝使用藏语这一点，使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倍加感激和崇拜不尽。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承德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乾隆为他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举行了四次大型的野宴，期间还有相扑、杂技、赛马、什榜（音乐舞蹈）等活动，并在东宫的清音宫（大戏楼）连续演戏至十日。八月二十五日，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离热河经古北口至北京，先后在圆明园、白塔寺、紫禁城的中正殿、宁寿宫等处，会晤讲经、拈香熬茶、开光诵经、授戒摩顶等。然而，十一月二日，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黄寺因患疾病治疗无效而圆寂，其遗体置于由乾隆皇帝御赐的用7000两黄金制造的天降金塔里，次年二月，灵塔运往西藏扎什伦布寺。为了纪念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乾隆皇帝特命在班禅生前住过的黄寺西侧，建立了一座宏伟的清净化城塔，俗称西黄寺。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觐见的背景是清王朝国力达到鼎盛的时期，其朝觐巩固和提升了中央政府统一领导的地位和威望，加强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联系，巩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特别是汉、藏、满、蒙古族之间的团结和谐，功德圆满，泽被千秋。他分别在不同场合、不同地点多次向乾隆皇帝呈进礼品，包括宗教用品、地方特产和生活用具，如佛像、念珠、哈达、曼扎、唐卡、佛经、藏香、藏药等。这件嘎巴拉碗就是其中一件珍贵之物，在藏佛教法器中实属上乘之作，其造型精巧别致、用料考究，雕工精心细密，华贵富丽，代表着乾隆时期西藏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准，同时也见证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