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任务，做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了建设“健康中国”，积极推进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的目标要求。中医药和民族医药都是中华文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上，既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历史不断前进，又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健康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藏医药是中华民族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健康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深刻认识藏医药学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积极发挥藏医药学的重要作用，加快藏医药事业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藏医药学的早期探索和运用，为青藏高原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健康保证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藏医学的起源和发展正是如此。
历史清楚地记载着下列事实：
（1）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人们对人的肉体保护、人的生命健康的探索。人类医学知识的积累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是同时进行的。这是人类史、医学史研究中的共识。
（2）多年来，考古界以昌都卡若遗址发掘为代表，先后在聂拉木、定日、申扎、墨脱和青海、四川、云南藏区的考古研究中，发掘出远在新石器时代，与我们的古代先祖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大量历史遗存。其中卡若遗址发掘的有：圆形、方形、长方形草泥房、石砌房遗址29处；灶穴4处；石器文物7978件，骨器368件；骨器中的骨针，最小的仅有24毫米，针眼完好无损（《西藏通史》第14页）。这说明，古代先祖修建房屋以抵御自然界的风霜雨雪，熟知用火以提高生活质量、生命质量，制作石器骨器以方便生产、维护健康。
（3）西藏最早的苯教传说与文献记载，远古的苯教祖师辛饶米沃制定了苯教的五大明（工巧明、声明、医方明、外明和内明），主要著作有：《十万疾病黑》、《除病诊断十万花》、《十万药全胜白》、《蓝天本十万心》等，并传给了“八大仙人”，创立了系统的藏医学体系（蔡景峰《藏医学通史》第21-25页）。
（4）西藏传统《雪域原始苯教祖师辛饶米沃》，祖师居中，八仙相拥，共同沟通天地和无数药物；在《生命树》唐卡中，则用树木的根、干、枝、叶表达人体功能和疾病变化，形象生动地表达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理念和思想。
（5）到吐蕃时期，以玉妥·云丹贡布为代表的藏医九圣，以《四部医典》为代表的藏医经典，提出了系统的藏医理论。即维持人体健康的三大因素：隆、赤巴、培根，五源：水、土、火、风、空；构成人体的七种物质：乳糜、血、肉、脂、骨、精、髓；三种排泄物：粪便、尿、汗；由无明而产生的贪、嗔、痴，三毒致病；人生产、生命活动的六个季节：初春、后春、夏、秋、初冬、后冬。这三大因素、七种物质、三种废物和三种致病因素平衡失调，所导致的424种疾病和人生命的25种状态，都生动、具体地体现了天人合一、心身合一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应相通的理念和思想。
早期藏医药学的这些内容和传说，与中医药学的历史与基本理论，与以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古代西方医学的许多认识，都是相通的。
对人类早期文明中的这种现象，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了深刻分析。他们从“人猿相揖别”开始，在《〈博士论文〉序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论纲》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先后明确提出了四个重要判断：一是“精神和大自然是人类最好的神医”；二是“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须的生活资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三是“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来说，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四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对“人的肉体组织”、对“人本身”和人的生命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进一步作了分析，他把语言和劳动与“人的肉体”、“脑髓”、“感觉器官”、“听觉器官”、“人的意识”、“抽象能力”、“推理能力”等，统称为产生人类社会的“新的因素”，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有力的推动力”和“更确定的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生命科学的这个重要思想深刻说明，人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人的生产生活和人的精神活动，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以维护人的生命，以维护人的生命健康为主题的中医学、藏医学在中华文明发展中，与人的生产、劳动融为一体，构成了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
在世界范围内，据我国西晋《通典》、《后汉书》记载和美籍华人段纪宪等研究，第一次有记录的人口统计，是在公元前2200多年古老中国的夏禹时期，“平水土，分九州，数万民”。那次“数万民”的人口数为1350万。到汉代，为5960多万；到唐代开元14年，为12000万人口，从那时至今，我国一直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中大面积的青藏高原，高寒缺氧，使人类的生产生活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我们的先祖在青藏高原，同样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文明。这与藏医药所发挥的作用是密切相关的。
二、藏医药学的丰厚积累，熔铸了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基因和根本
以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肉体、人的器官组织、人的生命重要意义的分析，同样适用于西方古代医学。但是很可惜，西方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的学说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承发展，到了亚历山大时期，“整个文化起了巨大变化”，“希腊古文明在世界中失去了文化上的领导地位” （意大利·西方医学史专家，卡斯蒂·廖尼所著《医学史》，程之范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41页），“可能由于亚历山大城的政治情况，使王国衰落以至最终使王国颠覆的事件，使亚历山大医学迅速衰落”，“从而使医学走向教条主义的死胡同”。（同上144页）。
相反，中医药学和藏医药学却不同。自中医药和藏医药学体系形成至今，无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如何变化，都既坚持根本又不断与时俱进；它的丰厚积累，浸透着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基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了解今天的中国、预测明天的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首先，历朝历代，东西南北，都有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为之献身。据李经纬教授主编的《中医人物词典》收录，从古至上世纪中叶，对中医发展做出卓著贡献的历史人物就有6200余人，马伯英教授在专著《中医文化史》进一步选出的代表人物也有490人。蔡景峰教授撰著的《藏医学通史》等著作对藏医学从远古先民到吐蕃王朝，萨迦和帕摩竹王朝，甘丹颇章时期，以及新中国藏医药学的发展作出卓著贡献的历史人物，如藏医九圣、玉妥·云丹贡布、第司·桑吉嘉措和当代钦绕诺布、强巴赤列、措如·次郎等都作了详细介绍。书中引述的第司·桑吉嘉措所著的《藏医史》（1703年），仅“名医颂”一段，就列举了包括释迦牟尼、耆婆在内的数十名与藏医相关的重要人物。
同时，藏医经典浩如烟海。由宇妥宁玛·云丹贡布所著、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藏医奠基之作《四部医典》，共分四部，174章，对人体生理、解剖、病理、诊断和治疗进行了全面的描述。藏医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所著的《晶珠本草》，共收集药物2294种，分13类，药材1176种，是对藏药的系统总结，所记载的许多药物，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高原特色，其地位与中医学《本草纲目》一样，都是中华传统医学宝库中的瑰宝。
在藏医学的发展里程中，还创办了别具特色的教育传承制度和医德规范。《四部医典》的作者宇妥宁玛·云丹贡布55岁时，在工布曼隆创建了别具特色的医学寺院，培养了300多名医学人才。他还规定了相似于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医师、医士的不同医学学位，对学生的基础学习内容、知识水平拟定了所应达到的标准，对藏医医德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必须摒弃私欲、吝啬、狡诈，做一名对病人有益的医生，做一名高尚的神医，以悲悯爱护乞讨者，舍弃骑马乘骡，疾走为病人之奴，不以人命做试验，承认自己不懂”，等等。（《西藏通史》150页）
不仅这些，更重要的，藏医药学的医道、医理，如“整体观念”、“辨证施治”，藏医药学的医方医术，如饮食、起居、药物、外治等，均鲜明地体现出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基因与根本。可以说，藏医药学与中华文明中的儒、释、道各方面的联系，犹如一整块钢铁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与以“群经之首”《易经》为代表的宇宙观、世界观，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自然观、道德观，以孔子《论语》为代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人生观、生命观相互呼应，都是中华文明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交流互鉴，是藏医药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鲜明特征
首先是藏医学与祖国内地中医药学的交流。据史书记载，早在隋唐时期，西藏地区与祖国内地的物质、文化交流已经十分频繁，到吐蕃王朝形成高潮。在公元641年，唐蕃联姻，松赞干布迎娶，带入了大批中医著述和医疗器械。有治疗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百种，有诊断法五种，有医疗器械六种。所带入的医书被及时翻译成《医学大全》，广泛流传（《吐蕃王朝世录明鉴》）。公元710年，金城公主进藏，再次携带大批中医典籍。随行中医师和藏译师据此编著成《月王药诊》，详细介绍了生理、病理、治疗法及329种药物知识，对天花、炭疽、雪盲、绦虫病、白内障等病均有详细记载，并记录了导尿、灌肠、放血、火灸及金针拨障术等医术。（陈道瑾·藏医史概述·江苏中医杂志·1987）
期间，还有新疆名医比吉·赞巴希拉进藏，带去了所著的十余种医书，并总结撰著了《黄色比吉经函》。同时，吐蕃王朝还以重金礼聘汉医、于阗医、天竺医合著医书，统称为《紫色王室保健经函》。
与此同时，西藏的著名医家也到内地五台山、四川、云南等地交流学习。这种交流始终没有中断，到十七世纪初，所形成的《番汉蒙药名对照表》，几乎成为当时藏医随身必备之书。
藏医学与印度医学的交流同样源远流长。史料记载，宇妥宁玛·云丹贡布曾先后三次经尼泊尔到印度学医，历时9年零8个月。先后拜访了121位大师学习，结合祖国内地的医学著作和知识，为《四部医典》的撰著奠定了基础。9世纪中叶，著名的佛教僧人阿底峡尊者，受古格邀请入藏，带来了印度吠陀医学的重要医著《八支心要集》及注释本《月光》，进一步丰富了藏医药学知识。
从史料看，藏医在发展过程中，与祖国内地医学、印度医学、阿拉伯医学、波斯医学都有广泛持久的相互交流。藏医学几乎吸收了当时世界上各民族传统医学各方面最先进的知识，加以消化吸收，形成既坚持中华文明文化的根本和基因，又有鲜明高原特色的生命科学，堪称祖国医学的瑰宝。从古至今，藏医学对蒙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医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这种不同学术体系的交流互鉴，提高了中华民族传统医学的整体水平，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明，同时，也是我国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体现。
四、实现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为藏医药的现代化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
回顾藏医药的历史，我们明显看到，藏医药的发展与西藏的历史和藏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与祖国大家庭的命运息息相关。吐蕃时期，全藏统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与祖国内地关系密切，对外交往频繁，产生了成熟、完备的藏医学体系。之后，积累了大量的医学典籍，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藏医学的治法、治则涵盖了人类医学的方方面面。藏医学的这种繁荣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初叶，以1689年编写《四部医典蓝琉璃》，1704年桑吉嘉措召集画工精心绘制79幅彩色医学挂图，1735年帝玛·丹增彭措撰著《晶珠本草》为标志。藏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发展到了很高水平。
但是，近一两个世纪以来, 西藏地区和祖国大家庭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外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和分裂势力渗透破坏；广大农牧民和农奴深受封建农奴制和“三大领主”的剥削和压迫，物质生活异常贫困, 甚至连起码的卫生条件也无从谈起。藏医药事业急剧衰落，医疗机构、医师、药工数量急剧减少，甚至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藏医药事业的发展。历史悠久的藏医药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先后制定颁布了保护发展民族医药、藏医药的法规和条例。创办了全国第一所民族医药高等院校——西藏藏医学院，西藏和其它藏区各地、市、县，先后建立了藏医院，设置了藏医科，开办了藏药厂。藏医药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成为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为广大群众健康服务的重要事业。
盛世修典。近年来，我国藏医药文献整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例如，2012年，迄今规模最大的藏医药文献编纂工程《藏医药大典》出版发行，全书60卷，6000万字，分为藏医学史、古代医籍、四部医典、临床医著、药物识别、药物方剂、药材炮制、仪轨颂词等8大总义78章492节，收录了638部藏医药经典古籍和近现代代表性论著，涵盖了藏医药学从理论到实践几乎所有的内容，时间跨越从公元前七世纪至今2900多年的历史，是对藏医药学理论实践和历史成就的一次全面系统的集成。西藏藏医学院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下，出版了《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共计30卷、2700万字。收录了100余部珍贵藏医药学及天文历算古籍手抄本，内容涉及藏医药学历史、基础理论、药物药理、临床经验、药物方剂、炮制工艺及天文历算等各个方面。
藏医药学除在西藏发挥重要作用外，在全国和世界也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先后召开了多次国际藏医药研讨会，在藏区形成了完备有效的藏医药服务体系、科研体系，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藏药企业，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许多国际友人的高度赞扬。
去年9月，在拉萨召开的藏博会五省区藏医药论坛上，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讲话，把藏医药明确定位为“重要的基本医疗资源、重要的特色经济资源、重要的创新科技资源、重要的优秀文化资源、重要的高原生态资源”。国家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对藏医药的发展规划了新的宏伟蓝图，古老的藏医药事业必然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迎来创新发展的春天。
（注：此稿为作者2015年11月在西藏民族大学“一带一路——环喜马拉雅经济带论坛”的发言，并经中国中心藏医研究所罗辉研究员指导、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