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治印艺术不仅历史悠久、渊源流长，而且博大精深，表现的内涵极为丰富，用途十分广泛，它使用于政治、宗教、经济、文化、军事、对外交往等方方面面。最迟至甘丹颇章时期，藏族治印艺术在民间世俗社会中使用已相当普及，如买卖契约、支差还债，签订盟约合同，社会交往、文书往来，喜庆哀伤活动等，莫不以治印为相互信赖之凭证。 藏族社会自有治印历史以来，上层统治阶级就有对下属各首领、要员、部属、所任职位、学位，颁发赐封相应治印的规范制度习俗。其封赐还分有乞印、颁印、启印(即用印或钤印)、封印、撤印及换印等成套规定。 藏族治印艺术经历古老而漫长的发展历程，并在社会上有着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吐蕃王朝时期
藏族金石治印艺术在吐蕃王朝建立初期，随着文字的规范律定已广泛使用于王朝政、教、军事的政令、策封、信物等方面，并成为吐蕃王臣，将帅、僧俗官吏权利和地位的标志。在吐蕃王朝时期，朝庭中就实施了具有等级差异规定的装饰服装的章饰，是用不同金属质材制成臂章以区别官位的大小：一等瑟瑟(翡翠)、二等金、三等金包银、四等银、五等铜、六等铁。每种又分大小两类，共十二级，臂章钉在方圆三寸的粗毛布上，悬挂在臂前。
据巴黎版《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献选》载，当时吐蕃文献已广泛有钤印制度，印文采用图文合壁型及纯文字型印皆有之，如方印中刻一飞犬，配以文字，有站立的展翅大鹏图形。有着僧侣装的双人坐象，旁刻以装饰雍忠万字图形，大鹏、“十”形雍忠图形，均为藏族古老的原始宗教笨教最崇拜的创世先祖图腾和苯教教徵。可见其藏族治印艺术一开始就有着源自本土数千年古老文明积淀的一脉相承的本性特质。
佛教的传入、藏文的规范使用和吐蕃王朝时期佛教文化的昌盛，无疑给藏族治印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提供了发展契机。作为藏族文化的一部份，治印艺术自然随之应用于佛教活动的各个领域，并成为神、佛、高僧们大德权力和神圣威严的象征。以至在民间出现了将高僧大德、喇嘛上师的手印、脚印也直接作为神圣印契而顶礼模拜供奉的传统习俗，并由此引伸出了藏民族独特的“让迥”文化。
萨迦时期
萨迦时期，元朝尊藏传佛教为国教，萨迦派五祖八思巴· 洛追坚赞被忽必律大汗封为国师之职，其后八思巴奉命创蒙古新字，忽必律诏令全国颁行。并赐号八思巴“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更赐玉印。此时期先后共有14位藏地高僧相继担任国师、帝师之要职，在朝庭和地方任官职者不计其数，藏地和中原交往频繁，作为权力象征的金石治印艺术也成为官方上层和民间世俗交往联系的重要的媒介体式，使用更为普遍，元朝所赐印文大多为八思巴文篆刻体，印文分阴刻、阳刻和双勾阴刻等多种形式，字形变化丰富，形制规整、端庄秀美，布文自然，印章边框较粗阔、厚重，与印文形成强烈的对比，黑白粗细互为映衬，具有较强的装饰性，整体和谐统一，雕刻刀法洗练，讲究章法，强调金石味，印纽造型考究，多为双龙盘纽，风格呈现出一种凝重、大度、壮美的王者之气。对后期藏族金石艺术的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其中尤以元代皇帝所赐封之印为代表。
元代帝王之官印印材以玉为尊、一品二品用玉、三至五品用金，元代赐封给帝师，国师之印皆为玉质，可见萨迦派僧人所受元帝之礼遇是何等显赫尊贵。
其时，元朝特设“铸印局”，其官印有的为八思巴篆文、有的一半为汉文，一半为八思巴文，同时，此时期花押印的使用也最为普遍，形式多样，其外形有鱼、鸭、琵琶、葫芦等形状，多为朱文，在形式上突破了先期方、圆的造型。这种以抽象图案为饰的变体印，后在藏地十分盛行，并融入佛教题材的典型纹样而演化成为肖形印。
帕竹时期
明朝延续了元朝崇奉藏传佛教为国教的政策，并沿用了众封多建的治藏方略，继续封赏藏地高僧任国师、帝师之要职，藏汉在宗教、文化上的往来不断，关系密切。这一点对帕竹时期时期的治印艺求颇有影响，其印也以朝廷封赐大印为典型代表。如：
“如来大宝法王之印“，白玉印，龙纽，高8.3厘来米，方形，边长12.8厘米，汉文九叠篆文体，罗布林卡藏，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却贝桑于永乐四年应召去南京，次年建灵谷寺，为高帝、高后荐福，乃封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右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并赐玉印。
灌领顶国师阐化王印，象牙印，龙纽，高7.5厘米，方形，边长4.4厘米，汉文九叠篆文体，罗布林卡藏。此印是明朝皇帝封给西藏帕莫竹巴首领的封号。
多吉锵高僧之印，木纽铜印，宝珠纽，高11.5厘米，方形，边长11厘米，印文为八思巴篆体字，罗布林卡藏。这是顺义王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的印。
噶玛巴印，玉印，高5厘米，长方形，边长6.9厘米x5.8厘米，藏文体，藏罗布林卡。
朵儿只唱图记，象牙印，狮纽，高6.1厘米，方形，边长5.2厘米，梵文体，款识：右上“钦赐朵儿只唱图记“，左上“大明万历戌子年制”，藏罗布林卡。
甘丹颇章时期
这一时期满蒙藏加强联盟，藏传佛教受到极高尊崇。承德有仿桑耶寺、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建的寺庙，在北京建有藏传佛教寺院三十多座，佛塔无数。随着两大活佛系统和地方性活佛系统的建立，清廷也加强了对藏地的关注，清代先后共封授176名藏蒙高僧为“呼图克图”，即转世活佛，赐印厚赏，成为定制。而对藏地高僧和官员册封清颁达赖、班禅喇嘛的治印除所赐的“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旦喇之宝”为玉印外，都是纯文字金印。
藏族治印艺术所使用的材料品种，可谓丰富多彩、琳琅满目。
材质种类
藏族治印艺术所使用的材料品种，有玉、金、银、铜(铜印又分紫铜、黄铜、白铜、混合铜)、铁、锡、水晶、石、木(木印又分为红木、檀香木、黄杨木、桦木等)、角质、象牙、兽骨、玛瑙、还有民间传说的天降石、天生雷铁等数十余种之多。其所用的材料也有严格的等级之分。不同质地的治印，代表治印持有者的不同地位和权力，或位尊或平庸，视印一目了然。
玉印，为汉地治印中最显贵至尊者，多为君王印，称玉玺，国家的象征，并视为镇国之宝，不能随便使用。但至元朝以来，藏族僧人在朝庭任国师、帝师者二十多人，各中央王朝为了表示对藏传佛教和西藏地方僧俗首领的尊崇，赐给西藏的印信也有相当一部分为玉印。如元朝所赐“国师印”、“帝师印”、“白兰王印”;明朝所封“灌顶国师印”、“法王印”。明封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赐给玉印。清代所赐八世达赖喇嘛的“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旦喇达赖喇嘛之宝”玉印，故藏族治印中之玉印主要为元、明、清、朝庭所赐。
金印，藏族人视金为神圣、富贵、吉祥。故佛以金身至尊，绘画以纯金描为贵，佛塔、建筑以金碧辉煌为神圣，就是高僧、活佛圆寂后的法体也用纯金涂之以“金身”供奉。藏族早在公元七世纪吐蕃王朝前期已用金印封赐显贵功臣。
银印、铜印是根据藏族地方官员的职位和品极颁赐，次于金印。
铁印，藏族地方的官私治印多用铁印。藏族僧俗文化人还喜将治印通体铸以各种吉祥图案和纹样装饰，作为腰挂饰物随身携带之俗。
水晶印：晶莹秀丽，但其质坚易碎，难于雕刻，故很少采用。西藏现存“傅出元鼎”等水晶印，乃为元朝皇帝忽必烈所赐。
象牙印：象牙被藏族人视为可以防身避邪的名贵珍稀，喜用作男女之饰物、手圈、项珠、发枯、手枯等，由于象牙质轻、细腻、便于镂刻，又历久不损，故多喜用作治印。现存象牙治印较多，最主要的有明世宗所赐“灌顶国师阐化王印”。
木印：因其材料遍地，多为世俗百姓私印或官方复治印，由于历代中央王朝所赐印和藏族上层所用之印均为玉、金、银质，极为珍贵，但不便携带和保管，故多复制成木印或木纽铁印，供平日钤盖。
藏族的印文图形，可分为纯文字型、图文合壁型、象形型三大类。此外，还有独特的吉语印章型。
纯文字型印
印文文体呈多样化，现有的印文有古藏文、藏文、八思巴文、汉文、满文、蒙文、汉文九叠篆文、印度文、尼泊尔文、回文、英文以及多种藏文的书写体文和梵文，而以藏文、八思巴文、汉文为多，梵文较少。其中又分纯藏文、八思巴文、梵文及汉文，并出现了藏梵文合壁式、汉藏文合壁式;汉藏满及藏满蒙三体文合壁式、八思巴、藏、汉三体文合壁式、汉藏满蒙四体文合壁式。纯文字型印多为汉地中央王朝、皇帝赐封之印，如元赐“白兰王印”、“宁国公印”、“文国公印”、明封“护教玉印”、“赞善王印”、清颁高僧的治印都是纯文字金印。官私印章多为纯文字印及藏汉文、藏梵文合壁的形式。民间治印则多为藏文、梵文、八思巴文。
图文合壁型印
是藏族治印艺术的传统形式，此类印章，除印文外，常饰以具有特定宗教内涵和吉祥象征的图形，特色是，美观大方、装饰性强，流传后世，形式内容越趋丰富、深厚。如第十世班禅大师常用之图文合壁治印，方型，中央为“朗久旺丹”梵文图案，左右立写梵文。加上厚重的边框，可谓肃穆，端庄，又具有深厚的宗教内涵。不失为图文合壁之典范。藏族高僧、大德、显贵都喜用图文皆俱的印章。
治印额下常用的图形有八瑞图、七政宝、祥麟屏蔽、六种长寿、五妙欲、日、月图符、柱面幅，如意头，天冠，凸凹佛星，太极图，交杵金刚，喷焰末尼，“十”拥忠图符，寿字，长城纹，加回纹，祥云纹，兽面拐子，花草拐子等，民间治印图案中还有许多家族符号。
象形型印
亦称图案印、肖形印，刻有图案纹样之印的统称。到近、现代，藏族治印艺术已发展到更加精细，多彩多姿的阶段。由于藏地文化的特殊构成，藏族象形印一般以佛像、吉祥物、灵兽、瑞禽、宗教符徽图形、六字真言为表现题材。佛教色彩也逐渐多地渗入到印谱图文之中，如以金刚莲花图形制作的金刚莲花印、以日月、金刚、转轮、六字真言为印文的护法神降神图形、六字真言印。十相自在图印，“十”雍忠万字图形。佛像印，以“八吉祥宝”图案分解而制成的金刚结、双鱼、屏蔽图象印。十世班禅大师生前曾喜用一方以右旋海螺造型的象形印，与大师庄严的图文皆具的大印同时使用，即体现大师伟人的不凡气度，又给人以大师善德之亲切温馨。
藏族古印章起源于何时, 于史无证。不过据史料记载，公元7世纪，吐蕃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已经相当发达，形成了一整套官僚制度，法律等各种典章制度也很完备。吐蕃在统一西藏高原后，管理占领地区的广大属部，调兵遣将，发号施令，都需要印信作为凭证。公元 752 年，吐蕃册封南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并“赐为兄弟之国”。命南诏王阁罗风为赞普钟，号曰“东帝”赐以金印。吐蕃在统治南诏期间，还陆续赐有不少印章。公元 778 年，阁罗凤死，其孙异牟寻嗣位。唐贞元十年(785年)，异牟寻归顺唐朝时，一次就献出“吐蕃印八纽”。由此可见，西藏使用印章的历史十分悠久。
古时的官、私文书和书信往来大都写在竹简或木牍上，这些简牍书信 ，在传递过程中需要保密就得封缄起来。封缄的方式是把简牍用绳子穿连起来，卷好，在外面加上一枚挖了方槽的木块(即封泥匣)，再用绳子把它和简牍一起绑好，用一团软泥捺在方槽里的绳子上，然后用印章在泥上按捺出印文，以防私拆。但时间一长，封泥印的封泥往往自动干裂，甚至脱落，难以起到保密作用。所以封泥印发展到后来就变成火漆印。直到近代，西藏许多地方仍然使用火漆印封门封信。
吐蕃时期古印的使用，在敦煌的古藏文文献中得到了证实。据英国人斯坦因著《路经楼兰》载：“在许多文纸、文书上发现盖着红色的官印(由此可见，红色印记的使用也可追朔到吐蕃时期) …… ”另外，还在新疆出土的藏文木牍 368 和 369 号上也有“命令上盖有印章”的记载。
纵观藏族古印章艺术，无论是雕刻内容到具体的工艺制作，从写实到写意，从可见的形象思维到意味的表达形式都反映了藏民族深沉的理性精神。尤其是印章的图文及图腾，圆中有方、曲中有直、封闭重于连续、圆点弧形胜于直角方块，这充分表现了佛教所讲的“圆通”、“圆觉”的哲理思维。但又让人感到稳重、简洁，柔韧而刚健 ，表现出一种神秘的魅力，一种和谐的美。
藏族古印章艺术同样来源于生活，反映着生活 ，这些寓意丰富的雕刻艺术，多是在方寸之内，甚至是在一至二厘米的方圆之上展现。匠师们以惊人的艺术手段，栩栩如生地刻画出许多灵瑞之物，如 ：龙、凤、狮子、朱雀、鹿、象、虎、蛇、牛、龟、鹤、鸟、蝎子、大鹏鸟等。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古代藏族匠师不但驾轻就熟地刻划着他们耳闻目睹的生灵，而且还准确地雕刻出在当时罕见的奇禽异兽及抽象的图腾，如犀牛、孔雀、鳞鱼、摩竭鱼和驼鸟等，可见当时匠师们的写实手段之高明。另外，他们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和把外来之物化为我有的宏伟气魄，在印章雕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早在元代以前的藏族印章及民俗用品中，就雕刻有汉族的吉祥图纹“寿”、“喜”等字样以及动、植物图形。
藏族古印章在印纽的造型和工艺上具有强烈的装饰性，所刻划的物形文字粗犷、浑厚，其内容以藏传佛教和苯教有关的图形、文字为主，还有一些集合了民间习俗的几何图案与纹饰的精华。这足以说明藏族匠师们深入生活、观察细微，使其雕刻题材广泛充实，手法自由活泼，趋向写实但不失装饰趣味，生活气息浓郁。
藏族古印章中以铁印居多。铁印在我国整个印章史上却比较少见。 春秋战国时期至宋代，印章质地都比较高。譬如：金印、铜印、玉印、玻璃印、陶瓷印、水晶印、竹印、木印等。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元朝。其间没有多大变化，而到了近代大多又盛行石印章。铁印还受到气候、空气变化的影响，不便于玩赏、佩带和使用 ，而在藏族地区铁印章却很流行，以至大活佛、摄政以及各朝各代所敕之印都有铁印章，特别是政府机构、寺庙、活佛、贵族等公、私用印大多为铁印。因为，旧时铁器在西藏被视为是“护摩宝器”。
藏族古印章的形制在元代及明代，无论中央敕封的印章、寺庙的印章、还是喇嘛与贵族的印章，其形状基本为璃纽、驼纽、龙纽、狮纽、纽、宝珠纽、如意纽、直纽等。到了清代及民国时期，藏族印章的纽形有了突破性的变化 ，中央政府敕印、寺庙用印以及喇嘛与贵族的用印多为如意宝冠和宝珠纽，但也有部分呈上下方印，上下圆印、瓦纽印、直纽铁印、木纽铁印、寿星纽印、莲枝纽印、狮纽印等。
藏族古印章艺术与内地印章艺术相比较，藏族古印章的质地、工艺都为汉印章少有 ，其装饰具有独特风格，精工细作，将印章签出的点、线、面 ( 指金银错工艺 ) 与金银互错表面的光泽相映增辉，形成自然生动、绚丽华美的装饰效果。在印章的表层大多浮雕着龙、狮、孔雀、覆形莲花座等，其雕刻艺术自成一家，刀法细腻 ，其执刀腕指轻如画笔，重如铁笔，风格自然浑厚。另外“金银错”工艺是指内地封建社会前期青铜工艺常采用的装饰技法，它主要是在青铜器表面凿刻成图案、浅槽，然后将金银丝截作点、线压进槽内捶轧错平。可是这种早期工艺用于藏印上，却是空前的。此外藏印上的鎏金工艺和在制好印后，在印内的空腔装藏有加持力的药丸、经书、咒字、舍利骨等物，也是汉印章中极其少见的。
印章在藏语中被称作“唐喀”。据考证“唐喀”一词起源于突厥语，经过蒙古语借用而后转入藏语。其实，印章的藏语名称也很多，宫印总的名称叫“唐喀”敬语叫“噶唐”;团体公章叫“吉唐”;一般的印章称“达唐”、“色唐”，口语叫“帖子”等。
西藏钤盖印章所用的印色也很有讲究。印色分红黑两种，一般说上级对下级和寺院僧人准用红色印泥，而下级对上级和俗官多用黑色印泥。如果官员和百姓同时钤盖印章，那么地方首领可用红色，而平民百姓则用黑色。按西藏习惯，凡是属于僧侣阶层，公、私用印可加盖红色印泥或封盖红色火漆封印。凡俗人及政府机构都加盖黑色印泥或封盖黑色火漆封印。据史料载：唐吐蕃时期，文书上就加盖有红色印章，在原萨迦地方政权时期的文书及信件上也加盖有红、黑色印章。
藏族古印章的印绶大多采用皮、毛、丝等材料，如鹿皮、牛皮、皮等动物的皮，或羊毛、牛毛，绛色、黄色、紫色、红色等彩色丝带也常见。
藏族古印章充满了神奇的魅力。在宗教法事上所用的具有加持力的印章，舍利印章及巫师护法神的印章，高僧大活佛使用的曼陀罗印章，无一不寄寓了神秘的力量，为人们尊崇和膜拜。
在旧时，藏族使用印章极为普遍，分为库印、房产印、庄园印、寺庙印、封禁印、密封印、保密关防印、肖形印、团体印、标记符号印、改错印、马牌印 ( 支差劳役印 ) 、馍馍印 ( 烧制食品盖的印 ) 、飞马印 ( 驿传印 ) 、飞鸟印 ( 驿传印 ) 、飞狗印 ( 驿传印 ) 、接缝印、头角印、手镯印 ( 清代西藏地方普通军士所戴手上的印章 ) 、羊耳烙印、牛角烙印、增税印、减税印、内宫印、外宫印、摄政印、花押印、传盖印 (旧时借债人立据，借债以家长父辈为首，传递一圈家庭的印章后，再盖于借据上，以此表示传递过印章的人都同意借据 ，意味将来有义务偿还债务 ) 、占卡印、命令印、人名印、吉语印、手印等等。在藏地，至尊的高僧和显赫的家族所分类的用印，少则几颗，多则几十颗，尤其是常用主要的几颗印章都随身佩戴，随人而行。买卖契约、借债还债、签定合同、红白喜事，甚至记数都用印章。仓库用印就更加普遍。据《清高宗实录》载“向系仓诸巴专管，公事动用，噶隆等廪明，启闭俱以达赖喇嘛印封为凭”。所住锡的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的仓库一向管理很严，一般的仓库都有专用的仓房章，由专人管理。重要的仓库由三人共同管，门上也有几把锁，各管各的钥匙和印章，缺一人就不能开门，并且门上封条以盖印为准。西藏地方政府下达的正式文告，往往盖有几枚印章，一般是在大印的下方再盖主事人的印章。有一类印章加盖于伏藏、佛像、物品开光，以及佛经、唐卡、经书、咒书、药丸、官契等重要物件上;还有一类在藏语中被称为“数殿”的印章，意译为“计数脸印”，旧时农奴为农奴主无偿劳动时，被监工盖在脸上以表示来回次数的印记;还有一种印章藏语称“杰帖”，意为“舌面印”，藏族习俗，在婴儿出生时，以藏红花来填充一种刻有阴文的图章上，加盖于婴儿舌面。笔者还收藏了几枚喇嘛诊治病人所用的印章，上面刻有相关医学等方面的咒语，据说经喇嘛发功和念咒语后，将之盖于病痛处即可除去或减轻疼痛。
藏族古印章的收藏，首先在于它的艺术与历史价值。一枚值得收藏的印章必须具备印材、印纽与篆刻“三美合一”的特点。印章作为信物，不论是官印还是私印，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具有时代的特征。笔者收藏各个时期的古印章以及对唐、宋、元、明、清朝至民国的西藏印章的研究，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典章制度，也更深入的了解了西藏自古以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发展过程。
笔者收藏的藏族古印章质地有： 金印、银印、玉印、景泰蓝印、金红石印、水晶印、铜印 ( 紫铜、黄铜、白铜、青铜)、铁印 ( 生铁、熟铁、合金铁 ) 、木印 ( 金星紫檀木、紫檀木、白檀木、红檀木、黑檀木、檀香木、黄杨木、白杨木等 ) 、角质印(鹿角、羊角、牛角、兽骨)天降石印 ( 妥枷印 ) 等。
印章的文字种类有：古藏文、象雄文、西夏文、藏文、八思巴文、蒙古文、汉文、梵文、尼泊尔文、回文、满文、英文等。
印章雕刻的图形有：八瑞相、七政宝、祥麟、六种长寿、五妙欲、和气四瑞、如意头、天冠、凸凹佛星、太极图、金刚、喷焰末尼、金刚桥、卐字纹、寿字纹、长城纹、回纹、日月纹、祥云纹、兽面拐子纹、花草拐子纹、华盖纹、幢纹等。 印章的纽形有：宝珠纽、如意纽、通人冠纽、如意宝冠纽、方纽、圆纽、瓦纽、直纽、狮纽、蛙纽、塔纽、鸟纽、桥纽、莲花纽、莲花缠枝纽、岩猴纽、牛纽、马纽、马头纽、虎纽、柱纽等。
藏族古印章的形制古朴、雄奇，富有变化莫测的艺术效果。除了古代匠师的卓越技巧外，还有一部分是“造化”之功。因为有些古印章经历了上千年使用和变迁，变得敛尽锋芒恰到好处，展现出醇厚朴拙、雍容静穆、气象万千的效果，神妙之处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些传承的古印章巧夺天工，是永供后世印人心追手捧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