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格萨尔称王母题的比较
土族《格萨尔》中对格萨尔称王的故事情节这样描写道：此时此刻，匹匹骏马就像离弦的箭一样直向前飞奔而上。在这人头躜动、喊声阵阵、尘土飞扬中，格萨尔的坐骑早已把别的匹匹赛马抛在九霄云外，一下子跑到了阿朗恰干的面前，这时，阿朗恰干马上将一条洁白的哈达顺手献给了格萨尔。时过一阵，其他赛手才赶到终点。阿朗恰干说道：“这次比赛，格萨尔虽然夺得了第一，但仅这一次比赛还无法确认他是我们的首领。现在，我把朗部所有将领的名字都一一分别写在这些卦签上，然后，我摇动这个竹筐，如果谁的名签先跳出来，谁就是我们的首领。”接着，阿朗恰干就把这个装有卦签的竹筐放到前面摇了三下。这时，其中一支名签跳出落在了一条黄色的哈达上。阿朗恰干把这支名签解开一看，名签上出现的是格萨尔的名字。这时阿朗恰于说：“这一次又是格萨尔第一个出现，其他人的名字一个也没出来。这已是第二次了，第三次如果再由格萨尔取胜，那么，他就是我们的首领无疑了！”说完，阿朗恰干便在一堵墙壁上画了个花花圆圆的箭靶，在靶子中央又插了一面很小很小的三角小旗。他接着说：“现在，你们都到下边去，谁也别从近处射，谁也别从远处射，让你们大家站在一条线上来射，谁能射中谁就是我们的首领。”话后，所有参赛者都到下边指定点拉弓开射。你一箭，他一箭，谁也没有射中。这时，格萨尔上前一步，漫不经心地搭箭开射，一箭射出，不偏不倚箭中靶心，并射掉了三角小旗。这时，阿朗恰干说：“经过三次比赛。格萨尔获得了全胜，就是我们的首领！”这时，朗部所有大小部落的人们都认定格萨尔为自己部落的首领。之后，格萨尔得胜返回家乡，把自己的父母、妻子以及其他东西，驮的驮，背的背，赶着自己的绵羊和牛来到朗地，做了朗部的首领。这段具体描写了格萨尔称王的详细经过，由阿朗恰干具体安排比赛的各个程序，要经过赛马、抽签和射箭三项赛事的胜出才能够夺魁称王。
藏族《格萨尔》中的称王母题主要是以赛马的经过为重点进行描写的：格萨尔被珠牡从玛域招回后，参加了赛马称王的活动。藏族《格萨尔》中的故事情节比土族《格萨尔》的情节曲折、动人。首先，表现出以角如为代表的真善势力与以晁同为代表的邪恶势力之间的激烈较量。用心险恶的晁同王处处设计，企图为难角如，使角如在赛马途中失足，绞尽脑汁觊觎王位。而得到天神点化的角如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非凡能耐，克服重重难关。在赛马途中，角如降服阿温底庆山上的虎头、豹头和熊头等三个妖魔，为岭地众英雄铲除了赛马途中的种种魔障。明智地识破晁同的险恶诱骗，使诡计多段的晁同措手不及，使即将取得胜利的晁同之子冬赞败北。角如在姑母贡曼捷姆、战神年达玛波和战神畏玛尔的帮助下，抢先一步到达终点，登上宝座，大获全胜。其次，非常巧妙地插入岭地众美女评说英雄赛马的故事情节，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赛马过程中的种种曲折情节和称王竞争的激烈。
四、试析二者之间产生异同的原因
（一）地缘关系
土族主要分布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自治县、大通回族自治县及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县部分地区，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天堂乡、朱岔乡、石门乡和松山乡、永登县和卓尼县的部分地区。土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兼营少量的畜牧业；土族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互助、民和、同仁三大方言。互助、同仁等地的土族与藏族杂居。因而在土族语中夹杂了不少藏语词汇，而且不少土族会操藏语或听懂藏语。民和土族与汉族杂居，在民和土族的语言中掺杂了大量的汉语成份；大通、卓尼的土族几乎全部使用汉语。不同的地域和方言方面的差异，表现在各地土族文学艺术中，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异，形成了明显的地方特色。
本文的土族《格萨尔》资料的主要来源是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及其毗邻的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天堂乡和朱岔乡一带。该地区是土族人口最多、居住最密集的地区，这里居住着土族、藏族、汉族、回族和蒙古族等5个民族的30万人口。其中土族人口为4.7万人。土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其族源在学术界说法不一，主要有吐谷浑说、蒙古人与霍尔人融合阴山白鞑靼说、沙陀突厥说、阻子说等。直至目前，吐谷浑说占主流，本文也主张土族是吐谷浑后裔这一观点。
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土族人的传说中，《格萨尔》中的霍尔黄帐王、白帐王、黑帐王“班嘎三兄弟”是他们的先祖。现佑宁寺的左河还修有“班嘎三兄弟”的宫殿，有些土族群众家中也立有他们的神位。在西宁至乐都之间的小峡有一块用藏文书写的石碑，意在告诫人们：（须行善事，否则）格萨尔（将和过去一样会）把这些石头从哨卡里扔出来；小峡附近的一条河边，耸立着许多有摩擦印痕的黑色岩石，传说这是格萨尔饲养的猪群瘙痒之处，格萨尔也曾在这里力阻洪水泛滥；多尔古夏地方有一些传说，认为“格萨尔索三舆论”的岩石，是他曾经坐过的，上面有脚踝骨、小腿、阴茎和睾丸的印痕，此地群山里传说有格萨尔的“百宝箱”，如果有人进山，便会电闪雷鸣；还有像格萨尔栓马、饮战马的地方；休息时长舒一口气吹歪的一座山头；由抖落双袖上的尘埃堆积成的两座小山包，南门峡附近的用抛兜甩出的抛石打穿的山头；埋葬盔甲的用大石堵住洞口的山洞（传说土族祁土司的祖先祁延西为明王朝打仗，曾挖掘此盔甲，而未获）；土族民间还传说，土族妇女的格萨尔衣饰是按照格萨尔的13个妻子的服饰传袭下来的；土族中的一部分人还认为格萨尔是他们的祖先和英雄。
暂且不论上述这些遗迹与传说的真实性，但在土族人生活的地方有这种格萨尔遗迹和格萨尔故事的传说，足以证明《格萨尔》在土族人民中流传的程度是很深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二）历史文化关系
互助土族中传说：“我们上辈相传，我们祖宗的老家在东北胡斯井地方，后来慢慢迁移。经过绥远省蒙古草原，到了甘肃，最后才进西宁府。落户在这里”。（注：中央民院甘青地区民族调查组于1953年调查，由一位昂锁提供，见《青海土族的历史研究》（初稿），并参见《互助县志》，铅印稿第10章第一节，第16页。）西宁土族传说：“土族是在很多世纪以前从遥远的东北（吉林）来到这里的，在李晋王的率领下，打败了原居甘青一带羌族，将其地由李晋王和他的十二个部落首领分别占据。故直到后来土族人分为十三支，他们首领世代相袭。”（注：吕建福：《土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21页。20世纪20年代初，由英国传教士霍华德·泰勒夫人（mrs howard taylor）调查李、祁土司等时提供。其中李晋王原作王子李晋，羌族原作藏族，据实际传说改译。所谓土族十三支，指李（包括东李、西李、小李原出一家之三土司）、西祁、东祁、鲁、汪、赵、吉、纳、河、甘、朱、率、喇十三家土司。）土族的故乡在遥远的地方，因家族内讧，家族内部分裂，将一部分人带到了这里。（注：王俊英：《卓尼县康多公社土族情况的调查报告》，载《西北史地》1982年第1期，第24页。）
各地土族所传说的历史上的迁徙，正是指发生在3世纪末、4世纪初鲜卑吐谷浑部的部分自辽东西迁的重大历史事件。吐谷浑分部西迁的原因，史料中记载很频繁。如《晋书》本传说：“及涉小卒嗣位，而二部马斗。怒，遣使嚷浑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离，而全马有斗伤！’吐谷浑曰：‘马为畜耳，饮食水草，斗其常性，何怒及于人？兄弟至亲，而斗起于马，承别甚易，当用去汝成里之外矣！’于是遂行，西移八千里。吐谷浑元年（西晋太康五年，284年），吐谷浑分部于汗，从此土族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土族史自是年开始。其后吐谷浑可汗的名字也就成为土族部群的名称，土族之名自此而有。”（注：吕建福：《土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23页。）284年吐谷浑可汗率部众踏上了西迁的征程，经过了100多年的征涉和发展，535～591年吕夸即位，夸吕执政的50多年中，吐谷浑汗国保持着它以往的强大与繁荣。吕夸移至俣城（青海湖西岸），兴盛的吐谷浑汗国，广泛结交周邻各国，以展和平友好关系，长期致力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正当吐谷浑汗国衰弱之际，吐谷浑汗国以西的吐蕃王朝迅速崛起，日益强大，开始向北扩张，直接威胁着吐谷浑的存亡。《唐书·吐蕃传》、敦煌古藏文文献等载，伏允汁三年（629年）松赞干布即位，松赞干布在位期间迅速平定反叛各部，又征服羊同、苏毗、女国等，统一青藏全境，将都城从雅砻河谷迁徙到逻些（今拉萨）。吐蕃王朝向四周扩充疆域，时逢吐谷浑汗国国力衰竭之机，于是吐谷浑汗国及其属部首当其冲地成为吐蕃王朝扩展领地的目标。
土族《格萨尔》在描述格萨尔诞生前的一段历史时这样写道：拿树叶遮掩五尺躯体，铺的是嫩枝和花瓣，盖的是干草和树皮，吃的是干涩的野果山梨，喝的是冰凉清澈的泉水，住的是黑洞洞的山洞石窟，用的是粗糙的石器。老可汗木洛夏尔干桑为了改变社会生产力极度低下、人类生活异常艰难的情况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长生天派来了使者罕木洛夏尔干桑。后来什当拉谦派他的三个女儿吉日卡希吉、玉日卡希吉、东日卡希吉到凡间采花，三位姑娘因喝了药泉之水而昏迷，忘却了归途，便留在人间。吉日卡希吉生了个孩子，名叫夏尔吉夏尔干桑，驻守于称斯任布的地方；玉日卡希吉生了个孩子，名叫康邦麻尔兰桑，驻守在称尔的地方；东日卡希吉生了个孩子，名叫纳呼恩东迪桑，驻守在称希兀的地方；而木洛夏尔干桑是他们的可汗，驻在称阿克隆的地方。三位姑娘后来又生了众多兄弟，众多姊妹，他们彼此结为夫妻，人丁大增，于是整个阿克隆充满繁荣的景象。长生天那里请来了斯尕尔玛东加克（天上的格萨尔），继承木洛夏尔干桑而登上了可汗的宝座。从格萨尔即位开始，就与阿卡其东和毗邻国家之间展开了斗争。整个故事中包含了许多个小的神话故事，一环套一环，构成了一部具有浓厚土族特色的神话故事。由此可推知，藏族《格萨尔》传入土族的时间是非常早的，甚至可能早到吐谷浑汗国在青藏高原东部建国以前，《格萨尔》的故事就在土族人民之中流传开来。
（三）宗教关系
土族《格萨尔》的产生，除时代的、内在的因素相关之外，还与各民族杂居、相互融合等存在密切关系。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藏传佛教在土族地区的传播。明代，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土族地区后，土族群众纷纷皈依于其门下。在寺院土族僧侣不断增加，逐步形成了包括活佛、喇嘛在内的宗教文化群体。他们根据藏文抄本，把藏族史诗《格萨尔》的故事经过口头翻译后讲述给土族群众。当故事流传形成大规模时，故事的情节结构及艺术形式逐渐产生变异，越来越富有本民族的生活气息。土族民间艺人和僧侣们，在对原有的故事进行加工和再创作中，既有对民族历史的记忆和回顾，也倾注了土族人民理想和审美意识。从而，格萨尔的故事成为本民族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这一点，只是说明了由于宗教原因，在近古时期《格萨尔》在土族中的传播情况。其实，《格萨尔》的火种在此之前就在土族群众当中播撒开来。这一段的阐述，只是为了说明在历史的各个时期里，《格萨尔》以不同的渠道和形式向土族群众渗透传播的一种例子。（注：吕建福：《土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56页。）
根据普遍的认识，佛教是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后才传入藏地的，而前弘期的佛教在民间的传播不那么广泛和深入。《格萨尔》是民间文学，当时的规模完全不及目前庞大，只是在下层的民间流传，佛教对它的渗透不是太深。松赞干布开始进行的统一青藏高原的时代，也就是吐谷浑衰亡时期，同时是吐谷浑西部被吐蕃占领统治时期。在佛教文化还不是太牢固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格萨尔》传入吐谷浑人民当中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当时被吐蕃占领的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着藏族和吐谷浑民族，所以在土族《格萨尔》中的宗教成份比起藏族《格萨尔》是非常少见的，而纯属原始传说、神话故事成份的比重就大一些。
土族没有文字，不过有自己的语言。土族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其中很多与蒙古语有相似相通之处。但是，在土族地区流传的《格萨尔》中很少有蒙古《格斯尔》的特点。相反，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关系、语言特色、演唱形式等诸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藏族《格萨尔》的特点。整体的故事情节与藏族《格萨尔》一脉相承，而且土族《格萨尔》中的故事情节基本上与流传在安多藏族地区的《格萨尔》相似（至于属于哪种版本的传承，有待考证），可以在藏族《格萨尔》中找到例证。
“藏族《格萨尔》流布到蒙古、土、裕固族地区，进而形成藏、蒙古、土、裕固族《格萨尔》源与流、同源分流的关系，这与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这里主要指藏、蒙古、土、裕固等族）之间在政治（包括短期内的战争）、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历史交往，与藏、蒙古、土、裕固族各自的民族文化特性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里，历史的交往是前提，藏传佛教文化心理的一致性是基础，本民族文化物质是土壤和融机，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形成藏、蒙古、土、裕固族《格萨尔》源与流、同源分流这样一种关系和格局。”（注：王学先：《〈格萨尔〉论要》（增订本），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363页。）从藏族、土族《格萨尔》的格萨尔诞生、求婚和称王等母题的比较分析中得知，藏族《格萨尔》是源，土族、蒙古族、裕固族、普米族《格萨尔》等都是流。土族《格萨尔》与蒙古族、裕固族、普米族《格萨尔》等都是“同源分流”的关系，都是藏族《格萨尔》这一根源中的分流。土族《格萨尔》最早脱胎于藏族《格萨尔》，在藏族《格萨尔》的基础上发展、创作，从而逐渐形成了具有土族特色的《格萨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