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79年曾写了一篇不成熟的短文，其中提到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是否是写历史人物问题，我认为唃厮啰可能是写史诗时最初的影子。我主要的一点依据，是宋史吐蕃传中说唃厮啰为“欺南陵温篯逋”，我当时曾这样解释这句话，认为“欺南”是藏文khri的汉文音译，“陵”是藏文gling字的汉文音译，“篯逋”是赞普的汉字异文，宋史也说：“篯逋即赞普也”，因此它是藏文btsan po的汉文音译。“温”字是藏文ba vi的合音，是“人的”的意思，欺南khri是藏族赞普名号前常用的尊称，是表示在王位者的尊称。“陵温篯逋”意思是陵人的赞普，即陵国的君王。在格萨尔王传藏文《安定三界》一部中，有glingbavidpon po一语，gling bari即是陵温，dpon po是君王的意思，与篯逋同义。全句的意思是陵温君王，与“陵温篯逋”同一意义。我们现在把格萨尔王的国家ling字。译成岭字，与宋史的陵字，是同音异字，在汉文中陵也是岭的意思。ling字音译成汉文的岭字，是依据卫藏方言的读音译出的。
吴均先生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安多方言，gling读字lang而不读ling，不能以gling字的lang与宋史的陵(1ing)相提并论。因为唃厮啰的吐蕃王朝，是建立在安木多地区的西宁。因此，吴均先生与我发生了对gling字读音的分歧。
我也知道，ling字在安多现在的藏语方言中，确实是读lang而不读ling。但是安多地区的居民，接受吐蕃王朝的统治，迫使当地居民(当时肯定不是藏族，或者是吐谷浑族，或者是其它羌族、与藏族不同的民族)学习藏语、藏文，以后逐渐藏化时，gling字是读liag呢，或者读lang?我以为非藏语的民族学习非母语的藏语、藏文，应当是以卫藏方言的读音来进行学习，ling字的lng韵，不能读作ang韵。因为i韵与a韵是有分别的，不能混淆。把gling(1ing)读成lang与glang(1ang)就无分别了。藏文造字之初不能这样。现在安多方言gling字读成lang字与glang字无别，应当是以后的音变，而不能是学习藏语、藏文之初，即读gling作glang。吐蕃击灭吐谷浑，是在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70年。吐蕃占领现在的西宁，是在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安多地区原有的居民接受藏族统治是在这个时期以后，改母语学藏语，也应在这一时期以后。学习藏语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由762年占领西宁时起，到唃厮啰建国的1015年，才三百多年，在学习藏语、完全藏语化时期，gling字读glang似无可能。但由1015年到现在，却已有近千年的漫长时间，gling字逐渐音变成glang字，ing韵与ang韵已无区别的混合起来，可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一千年比二百年时间究竟长得多。前两百年抛弃母语，改学和熟练运用藏语，已经是很可观了。这是我们对于时间长短，来理解这个音变问题。当然是一种推测，这种推测是不是较近于情理呢，我们可以深入研究。
除时间的长短而外，我们再看一看，有没有具体的事例来说明这一问题?现在安多藏语方言，翻译“北京”这一名词时，用的是pe jin，“京”字译作jin，京字汉文的ing韵，音变为in韵，而卫藏方言却把北京译作pe jing，京字保存了汉文读音的jing。为什么安多方言不译作jing呢?因为按照安多方言的读音，jing与gling字的读法一样，jing读成jang了。这表明安多方言，ing韵已消失，ing韵读不出来，只好用in代替，不用ing来翻译。但以前，或可以推测在宋代以前，尚能读出ing韵。我们举两个例子。
在敦煌千佛洞，曾发现汉藏对音的千字文残卷。日本羽田亨在他写的《敦煌遗书汉蕃对音千字文残卷叙述》中曾说：“这个对音的时代虽难确定，不过从写作的字体来看，不能否认它跟敦煌石窟所发现的其它五代、宋的写作风格迥异，于抽劣之间，犹不可掩唐代的笔致，那末这上面的汉音，也许是当吐蕃占据陇右时代，其人民为习读汉字的便利而附记上去的。如果这个假设不错，那末，这种文体所表现的读音，应该是唐代中国西部的正确字音。”罗常培在他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中也说：“比较起来看，自然还是敦煌石窟所发现的那一些汉藏对音的写本更可贵一点。因为这些写本，原来是为吐蕃入学汉语用的，大致可以断定他们所代表的是唐五代时候，流行于西北的一部方音”。并说：“照我的看法羽田亨的假说是可以承认的”。
羽田亨与罗常培论定了这本汉藏对音千字文的产生时代和这本书流行的地区。即时代是唐五代时代，地区是吐蕃占据陇右这个地区，即安多地区。这本汉藏语文对音的千字文，产生于此时此地。
千字文中的“凌”字藏文注为1ing，与卫藏方言读音相同，是用lng韵。蒸字注为jing，也与卫藏方言读音相同，是用ing韵。只是声母zh作j，这是声母的关系，不是韵母。当时安多藏语有ing韵，不像现在安多藏语只有in韵，而无ing韵。现在安多藏语方言无ing韵，却有in韵，所以现在把北京译作bci jin，而不译作bei jng。
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藏文写本pt．448号，用藏文音译汉文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约为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到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之间，是当时沙州(今敦煌)一带的方音，与《千字文》的时间和地区差不多是一致的。经中不增不减的“增”字，藏文译作tsing。增字的译法与“凌”字在千字文中的译法一样，是用的ing韵。
另外，在十世纪初，记有时间的《开蒙要训》一书，也有汉藏对音。与陵字同音的汉字令、軨，注音为lieng，也不注为lang，而榔、狼、螂等汉字则注有lang，lang与lieng有区别。这本《开蒙要训》的具体时代，有明确的记载，为五代后唐明宗天成四年，公元为929年，此年距唃厮啰的1015年，仅八十几年，令、转注为lieng与ling也无大的显著变化。
我们再举一例，即是西宁与zi ling的对音。西宁唐为鄯州，唃厮啰时代称青唐，是唃厮啰的首都。西宁设州，是唃厮啰王朝统一于宋代时期，是在唃厮啰后，具体时间是北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西宁藏文作zi ling，是汉文西宁的藏文音译。这个宁字，仍译ling，表明当时即ling仍然有ing韵存在，而未译作in韵。足见当时ing韵并未消失。如果，zi ling是原来藏文名称，汉文是从藏文音译作西宁，这更足以说明当时的安多藏语ling未读作lang，如gling未读作lang一样，所以汉译音作ning，仍从ing韵，而未从ang韵，这时去唃厮啰建国的1015年，已有几十年的时间了。这一时间，ling字并未音变为lang字，ing韵并未变为ang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