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双体陶罐体现卡若文化最高制陶水平
西藏博物馆收藏的双体陶罐，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出土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卡若遗址。夹砂黄陶质地的双体陶罐，陶罐口径11.3cm、底径8.4cm、通高19cm，体现了当时卡若文化的最高制陶水平。
双体陶罐所处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经专家推算，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因器形为两件完全相同的袋形陶罐连接而成，故名为“双体陶罐”。其肩颈部穿系绳索的一对带孔器钮有如动物的耳和尾，从而巧妙地把双体陶罐勾勒成两只相向而立的小兽，造型雍容大气而极具生活情趣。双体陶罐通体打磨，表面饰以大量刻划纹和朱、墨两色彩绘，所以也称为“朱墨彩绘双体陶罐”。
双体陶罐无论从器形还是纹饰，都体现出与西藏同时期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与众不同的特点：整体造型洗练优美、饱满丰盈，构思巧妙，制作工艺纯熟，纹饰精美，不仅代表了当时卡若文化的最高制陶水平，而且体现出了卡若先民高超的器物造型能力，是卡若先民智慧的结晶，是西藏新石器时代陶器的代表和点睛之作。
据专家考证，在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史前时代，这件具有如此奇特造型和精湛工艺的艺术品，自然不是古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而是供奉于神坛之上，作为祭祀和庆典之用的礼器，是蛮荒时代人与“神”沟通的媒介，是卡若人精神的依托，有着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二、遗址所代表的原始文化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双体陶罐出土于卡若遗址。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海拔最高、经度最西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西藏自治区发现的第一处原始社会村落遗址。遗址位于昌都县城东南卡若村。遗址之名，便来自卡若村。在藏语中，卡若意为“城堡”。卡若遗址发现于1977年，当时，昌都水泥厂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发现石器、陶片，即上报地区文教局。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闻讯后，曾派3位专业人员前往调查，推测是一处原始社会遗址。
1978年5月，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正式发掘了遗址。其间，国家文物局、四川省博物馆的同志曾参与协助工作，共揭露遗址面积230平方米。1979年5—8月，由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主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云南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参与发掘了遗址，本次揭露面积1570平方米。
至此，两次共发掘1800平方米。从遗址年代看，分为早晚两期，早期距今有4955±100年～4280±100年。晚期遗址距今有3930±100年。鉴于卡若遗址在科学研究上的重要性，1979年8月18日，被列为西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卡若遗址可能是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上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遗址所代表的原始文化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出土的陶器均为夹砂陶制的小平底器，以罐、盆、碗为基本组合，与中原地带新石器文化的三足器、圈足器不同，而与西南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土的陶器有一致之处。
三、卡若遗址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博物馆的负责人介绍说：“从卡若遗址残存的孢粉分析、栽培作物与兽骨鉴定来看，说明当时昌都一带气候比较湿润。有着茂密的森林，还有各种蕨类、草木植物、蒿、藜、麻黄等植物，此外还出现了粟米等栽培作物谷子，谷子是西藏地区栽培农作物的首次发现。卡若遗址出现了猕猴、兔、家鼠、旱獭、马鹿、麂、牛、青羊、鬣羚、雁、隼、猪的骨骸。通过这样遗物，也可以说明，距今5000年前，居住于昌都一带的卡若先民们已开始种植易于生长的谷子，饲养适应性广泛的家畜（猪）了，同时也以狐、青羊、马鹿等的狩猎作为补充。更说明，当时昌都一带已进入了农牧社会。”
“从考古材料比较而言，卡若先民们已开始了定居生活。他们与雅鲁藏布江流域曲贡文化的先民们，是两个已结成亲属关系的氏族部落群体，这说明卡若文化对研究青藏高原其他地区原始文化，出土的文物，文化所反映的社会内涵具有参照的意义。”博物馆的负责人说。
说起发现卡若遗址的意义，博物馆的负责人说：“卡若遗址是西藏自治区发现的第一处原始村落遗址，它的发掘，是西藏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卡若遗址的发现，不仅有力驳斥了美国某些人类学家认为直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藏才有人居住的错误观点，而且展示了四五千年前昌都一带灿烂的原始文明，雄辩地说明了昌都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于研究西藏的土著文化与土著民族，乃至藏民族的起源等问题均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