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相子·益西多吉担任炉霍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杨孝康提供）
1935年，高原的冬天，阵阵寒意。
炉霍寿灵寺的一间僧房里，几盏油灯忽闪忽闪的。国民党派出的“西康宣慰使”诺那呼图克图居中而坐，正说得唾沫飞溅。他在竭力妖魔化红军“要消灭宗教，消灭喇嘛活佛，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后，才最后道出此行的目的：红军北上将至炉霍，煽动寿灵寺胁迫当地群众上山隐蔽，坚壁清野，不准给红军带路和当“通司”（翻译）。同时组织周围僧俗民众武装抵抗。其实他也没有预料到自己圆寂前，会成为红军的朋友。
昏暗的灯光下，烟香缭绕。寿灵寺姆朗大法会相子（即总管）益西多吉皱起了眉头，显然对诺那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他接触南来北往的汉藏回等各族僧侣、商人较多，对长征的红军有所耳闻，自有见解。
此时，他清了清嗓子，说道“从多方面的信息看，红军人多打过很多仗，战斗力强，枪炮比我们多。他们只是路过，不是与藏族百姓为敌。只要给他们提供物资上的方便，是不会伤害我们的”。他还提到“目前本地格聪活佛的家庙与地方正发生冲突，再与红军交战，彼此都没有好处，不如和谈相处为好。” 他虽心存疑惧，但不主张阻击红军。有几个与会者表示赞同。但是，此刻的诺那以提供武器（100支枪及子弹）、金钱为诱饵，迷惑了不少人。相子·益西多吉的主张被奚落反对，甚至受到威胁。他心灰意冷，被迫深夜潜离寺庙，隐身于炉霍泥巴沟。
1936年3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一部占领炉霍，随后击溃地方反动武装的阻击，随后总部亦迁至休整。
工农红军到炉霍后，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他们得知益西多吉的政治态度和影响力后，设法找到他的亲戚，讲明红军的相关政策，希望说服其回来。益西多吉的叔父绍古等人为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所感动，认识到共产党才是藏族人民的大救星，遂想方设法从中联系。益西多吉听了很多，自己也化装成农民，到县城走了一趟，感受到红军与过去见过的藏军和国民党军都不一样，和老百姓亲如兄弟。很快，对红军已经有所了解的益西多吉应召回到县里，得以与红军代表李文海（期间任中共炉霍县委书记，后曾任中共川康省委书记）见面。
一碗热腾腾的酥油茶，让人暖洋洋。益西多吉与红军代表相见恨晚，交谈到深夜。 “人以心意相投为吉，羊以水草丰美为祥”， 他当即表示愿为北上的红军出力。一向严肃的李代表高兴地握着益西多吉的手，连声说：“好兄弟、好兄弟”。自此，益西多吉通过李代表等人更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被红军为国为民、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尊重藏族的习俗所感动。在红军代表的教诲和点拨下，他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以其特殊的身份，不遗余力地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使更多的人觉悟过来。
益西多吉目睹红军的困难，遂以家中的粮食，以及牛、马等支援红军（红军当时给有收据），在僧俗群众中引起较大反响。
益西多吉的妻兄曲吾太藏文娴熟，性格开朗，对红军也很有好感，即受派与其叔父绍古一道为红军做宣传联络工作。他们携益西多吉的亲笔信以肺腑之言争取了朱倭觉日、甘孜大金等寺庙。
那一日，红军到达觉日寺时，全寺僧众早早就列队迎接，号声、螺声齐鸣，彩旗缤纷，香烟缭绕。红军还特别准备了一些礼品，用红布包好，送到寺里。寺庙主持老扎日活佛把红军领导迎进寺内，命众僧为红军首长让座添茶，气氛极为融洽。此后，觉日寺和朱倭的头人让属下给了红军力所能及的支援。多位红军首长都到过觉日寺，双方来往密切，共商事宜。
红军在炉期间纪律严明，官兵一致，尊重藏族风俗习惯，团结各界人士，特别是与李代表的相处，知晓了很多红军长征的道理，使年轻的益西多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对家人说：“过去见过的军队里哪里有红军这样善良、公正、爱护百姓的兵，老天有眼，他们会有好报的”。
1936年4月的一天，在工农红军的帮助下，炉霍县新生的红色政权——博巴政府成立。政府委员有益西多吉、泽仁贡布、洛泽仁、冯青云、阿刀、泽窝、雍中降泽、曲登泽仁、仁真志玛、阿呷、罗光德、罗成章、贡布拉热、邱特泽仁、兰子安等。益西多吉被选为主席，副主席为洛泽仁、泽仁贡布。红军代表指导和协助博巴政府的工作。炉霍县博巴政府在老街、朱倭建立了两个区博巴政府，在宜木、瓦达、瓦角、棒达、雄鸡岭等地建立了八个乡博巴政府。在他们的领导下，各级博巴政府开展了积极有效的工作，为红军北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雍仲洛吾等绘巨幅唐卡《红星照耀雪域》局部 喜饶尼玛提供
益西多吉派绍古等动员听信谣言外出躲避的村长、保正和百姓回来。例如派斯木扎交的贡布吞珠去新龙县动员回斯木头人，保正顶增彭错，派雅德的甲贡布去朱倭卡勒山上唤回雅德头人，保正德洛等。这样，以宜木头人村长罗绒次召为首的不少人也先后回来了。在李代表的协助下，区、乡博巴政府部署了支援红军如何筹备粮食、牲畜、草料、羊毛等具体任务。当时个别地方发生抢劫红军征粮人员的事件，益西多吉同副主席棒达的泽仁贡布等人分别到沿途各地宣传，基本上制止了类似抢劫事件的发生。
一九三六年四月的一天晚上，李代表突然通知益西多吉去见红军朱德总司令。据悉朱总司令是从甘孜到炉霍参加红军运动会的，听闻益西多吉的事，颇为赞赏。朱总司令高兴地与他亲切握手，赞扬他为支援红军所作的努力，希望他继续为人民做好事。朱总司令谈到博巴政府的工作时特别指出：目前最重要的是领导群众搞好生产、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朱总司令说：“过些日子，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北上抗日。红军走后，伤、病员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要好好安排他们。十年以后我们一定回来。”他还赠送给益西多吉锦旗一面，一张自己的照片和几本汉文书。
红军离开炉霍前夕，李代表又带益西多吉去见一位红军首长。这位首长就是徐向前。他对益西多吉说：“你们要好好安排留下来的红军伤病员。你对红军的支援，为藏汉民族的团结所做的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将来一定会再见面。”他还送给益西多吉白银十锭，牦牛一头。
红军临行时，益西多吉等依依不舍，与李代表共饮血酒。益西多吉将自己的一匹灰色骑马送给了李代表。李代表则把几张狐皮、一袋藏青果、四匹小马送给了益西多吉，其中一匹很好的小马让他自己骑。李代表对他在博巴政府的工作很满意，并再三嘱咐说“我们走后，你要注意安全，我们后会有期”。
为纪念红军，益西多吉给这匹小马起名“克雨”（即布谷鸟）。炉霍的名马“相子克雨”很有名气，曾有记者和美术工作者为它摄影、画像，这是后话。
红军走时，炉霍各族群众在益西多吉的组织下，跳锅庄，杀牛、羊欢送，并派懂藏汉双语的群众为红军带路。县博巴政府为了安置和保护好红军伤病员，益西多吉等专门召开各区乡博巴政府领导人大会，特地邀请了当地有名的藏族知识分子雅德头人加朗罗绒泽仁等人，开会研究如何妥善安排红军留下的伤病员，定下几条原则：
一、凡愿回原籍的红军，为他们准备口粮，一村转一村护送回家。
二、凡愿领红军收养者，都可以领去，但一定要供养好。
三、伤重的红军各村集中以村为单位，由各村负责供养。
大家一致拥护，并大力宣传：收养红军是积善，伤害红军是造孽，残害红军者绝无好下场。
益西多吉立即将县城附近的30多名红军伤病员集中到现在克日的罗绒巴灯家中（当时是空庄房）暂住，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治疗以后，化装成挖金子的、驮茶叶的、做生意的等各种方式送了出去。他自己家中也收养了红军，还保护了一个红军，取藏名为扎西。
1100余名留炉红军得到当地人民很好的照料和保护，一些人被掩护送出去，一些被妥善安置，在当地安家，与藏族民众结成姻缘。1950年，炉霍解放时，留炉红军尚有123人。
红军走后，反动上层、勾结地方上部分反动分子卷土重来，枪杀、迫害县博巴政府成员。来自各个渠道的消息都表明，益西多吉因为担任过炉霍博巴政府主席，尽管在地方上颇有势力，但为红军办过事，被国民党政府盯上了。不久，益西多吉就以打卦所说为由，以朝拜神山、圣地为名悄悄到柯罗洞寺坐静去了。
1937年，西康省府组织所谓“宣慰团”，前往康北。当地一些头人等与益西多吉商量，借此机会出来。此后，益西多吉除担任世袭的寿灵寺相子以外，主要从事农业，兼经营商业，很少过问政事。
1949年12月9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宣布起义，通电西康各县。时任炉霍县县长曾慎枢主持召集村长、保正、县府成员响应起义时，益西多吉闻讯亲自参加会议，积极拥护西康起义。
苏克同志（曾任中共炉霍县工委第一任县委书记、第二任军代表）回忆说，解放后，益西多吉在与他谈起当年和红军在一起的经历时，仍激动不已地说：“红军临走时，对留下的同志们说‘为了北上抗日。同志们一定要顾全大局。十五年后，我们一定来接你们。’从红军北上到炉霍县解放，刚好十五年。”益西多吉在说到这些事时，坚持认为红军里边，一定有预知未来的“神人”。不然，为什么回来的时间那么准确呢？
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撰写的《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中，对益西多吉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由于在炉霍成功地争取了相子·益西多吉这样一位在政教方面均有影响力的上层人士，红军在康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有了良好的开端。”
炉霍县解放后，相子·益西多吉成为新生人民政权的第一任县长，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做了不少事。他是藏族爱国人士的卓越代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最好的历史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