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丹珠昂奔于1977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1982年元月毕业后，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藏学研究所从事藏学研究，199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是当时中央民族大学和藏族中最年轻的教授。1995年，丹珠昂奔任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兼任中央民族管理干部学院分党委书记、藏学系主任、藏学研究所所长，1999年他提任到中央民族翻译局工作，离开了中央民族大学，但一直担任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走入丹珠昂奔的办公室，首先看到两排长长的书柜排满了两面墙。书柜里摆放着各类书籍，在办公桌后的装饰柜里摆放着一头金色的牦牛雕塑，上面搭着一条洁白的哈达；办公桌上堆放了很多文件，如果不是这些文件，这里更像是一位文人的书房，充满着书卷气息。
“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1955年，丹珠昂奔出生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我的经历和你们不同，你们是不愁吃喝，我是经常挨饿，没什么吃的，填饱肚子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丹珠昂奔这样描述自己儿时的生活。“家庭成分”不好，对丹珠昂奔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上小学时，丹珠昂奔在班里学习成绩最好，连续四年被评为“优秀学生” 。但“ 文革” 开始后不久，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学校不让他毕业，只读了小学的他不得不辍学回家。
丹珠昂奔说， 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要劳动，年龄还小，干不了重活；想上学，又不让。但生活不会停止，每个人为自己命运奋斗的脚步不会停止。在父亲的建议下， 他打算学藏医， 可是藏医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 于是便改学中医。学中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新搬到邻村的一位退休小学校长懂中医，丹珠昂奔跟他学了一段时间“汤头歌诀”，有一天老校长建议他“要学中医，先学古文，不过汉文关，就难学中医”。于是丹珠昂奔开始学古文，按照老校长先背后讲的教学方法，他背诵了民国时期的《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古文观止》等书，后来还花很长时间读《说文句读》。无疑，这段经历使他掌握了相对丰富的古代汉语等方面的知识，也给以后的藏学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后来，丹珠昂奔曾经学习的高小附设了初中，他又回到了学校。学习时期，丹珠昂奔非常喜欢参与文艺活动，他会拉二胡、弹三弦。初中、高中阶段，他连年荣获优秀生。高中毕业后，十八九岁的丹珠昂奔成了中学的一名代课教师，为帮助学生更好地解决学习难题，他开始自学大学课程。同时还学会了简单的作词、编曲和导演等。他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宣传队，得到了组织管理方面的锻炼。
丹珠昂奔说， 当时的社会自己决定不了的家庭出身等外在因素决定着我们的命运。成份论鼓吹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地富反坏右的子孙永远都是地富反坏右，世代相传，无法改变。而自己能决定的如正直做人、刻苦学习、成就优良、工作出色等， 都没用。“ 我认为不让我上大学， 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当时是不能辞职的，辞职是个政治问题。”但是，丹珠昂奔毅然辞职，只身孤影去了青海海西，到一个小学校里教书。
一个人在海西，生活艰难而孤独，还要自己上山砍柴来取暖、做饭。有一天，下了很厚的雪， 他的柴被人偷了，不能生火做饭，又不好意思找邻居借火或蹭饭，只能饿肚子。饿极了，就用斧头砍冻羊肉吃，“那时的生活很艰难、很艰难，但在艰难困苦中，我没有忘掉读书、学习、思考”。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已工作三四年的丹珠昂奔在别人劝说下决定参加考试，但由于长期的思想和生活的煎熬，他并没有对上大学抱任何期望。考试当天他迟到了15分钟，监考老师依据规定不允许他进考场，幸好当时有认识他的同志在场，他才得以考试。
因为担心政审通不过， 考试之后，丹珠昂奔对成绩并不是很上心，回家过年去了。直到正月十五后，路过西宁，有位亲戚让他顺路到省招办查一下成绩，他才惊诧地发现自己被中央民族学院录取了。丹珠昂奔感慨地说：“艰难困苦，使我始终心系基层和穷人；艰难困苦，锻炼了我不畏艰险、坚忍不拔的意志；艰难困苦，使我更加感恩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伟大正确”。
“我们那一代人，都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在大学期间， 丹珠昂奔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学习非常刻苦。“我们当时进校学习的人年龄相差很大，大的三十七八岁的，小的才十六七岁， 我不是最老的， 也不是最小的， 年纪居中， 成绩也居中。”丹珠昂奔笑着继续说：“时间是最大的问题，十年“文革”，十年荒废，大家都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都想学有所成，所以争分夺秒，拼命学习，激情如火”。他认为，当时的课程设置比较好，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国际音标、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史、近现代文学史等等，课程结构比较合理，内容比较科学系统。
1979年，在中央民族学院的作文比赛中，他获得第一名。成绩出来后，冰心先生接见了获奖的学生。当时的奖品是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上面有冰心先生给他的题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丹珠昂奔和冰心先生一直保持联系，在写作上，冰心先生给予了他很多指导。
丹珠昂奔的大学生活依然很艰苦，一个月14块5毛钱的生活费，还要省下几块钱来买书。“那时，早饭是两个馒头，一点咸菜，一碗小米粥；中饭是两个馒头，一份炒白菜，里面有一点肉；晚饭是一碗面条”，“当时很瘦很瘦，但身体很好，没有垮掉”。可是有一次，因为长时间写作，过度疲劳，丹珠昂奔还是晕倒了。
丹珠昂奔从小就喜欢写作，早期写了很多诗，后来写散文、小说。早期的作品有散文集《遥远的莫斯科》，中短篇小说《在岁月脚上》、《小银马》、《“呀呀呀”和他的女儿》，长篇小说有《吐蕃史演义》、《生命的路》（节选发表）等。“许多作品写后一直没有时间修改出版， 一放就是三十年！” 丹珠昂奔不无惋惜地说。“ 在创作、研究、教学、行政四线作战，虽竭尽全力，也分身无数啊！”
他十分热爱藏民族的优秀文化，在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经过多年的研究和积累，出版了《藏族神灵论》、《佛教与藏族文学》和《藏族文化散论》等著作。1998年，他参与萧克将军主编的《中华文化通志》，是《藏族文化志》卷的作者，这部书获得了1999年国家图书荣誉奖，他也因此受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120万字的学术专著《藏族文化发展史》，他写了整整十年，后来成为他的博士生的专用教材，2001年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他还先后发表了学术论文100多篇。
“ 只要奋斗， 就有希望！”
当记者问“ 您认为藏族文化最大的魅力是什么”时，丹珠昂奔笑着说：“这和我91年到日本访问时，记者让我谈的题目差不多，当时问的是：藏族文化走向世界，为什么？这个问题有点大。” 接着， 他说， 藏族文化得到世界关注，源于藏族文化的内在精神具有世界性和未来性。首先是和平主义思想，这是源于佛教的影响。和平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人类的共同价值。无论是什么人、什么社会制度，人们不愿意在一个战争的环境下生存，这在人们的行为中都能够得到体现；其次，是人性主义的思想。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私利推及到他人，那么社会矛盾就会加剧，就会失去社会平衡。讲人性就要讲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讲怜悯、慈悲和爱；第三点，是利他主义思想，也是源于佛教的思想；第四点，是出世主义思想。这些观点在他所发表的论文中都有充分阐述。
由此，他谈到了对当代大学生心理素质差这个问题的看法。在竞争社会里有无数的痛苦，“学生的社会阅历太浅，从小衣食无忧，经不起很小的挫折。”笔者采访他的前一天晚上，丹珠昂奔刚从汶川、北川地震灾区考察回来，他形容那里的状况“十分惨烈”，“那些活下来的人，（他们）承受着情感、工作、经济方面很大的压力，但仍坚强地活着， 这就是人的伟大之处。生命是无比珍贵的，但在一个人的生存过程中会自然地遇到这样那样的波折、痛楚和苦难，这是十分正常的。世上没有一条直路永远走下去，要有走弯路的思想准备。青年人有色彩斑斓的梦，但要从实际出发，经得起压力和考验。”
他建议， 现在的大学生应该培养自己学习之外多方面的能力修养，来缓解自己的压力，全面锻练自己。同时，要注意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这件事情做不了就做那件，今天做不了就明天做，人生的价值总是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实现的，只要奋斗，就有希望！不要像气球，一吹就飘；也不要像玻璃，一打就碎。这些方面要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
后记
采访将要结束时，丹珠昂奔说：“1999年离开中央民族大学，我先后在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任局长、党委书记，云南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2006年3月任国家民委副主任，从一个单纯的业务人员到业务行政双肩挑，再到行政工作为主，这有一个过程。社会上的许多事情不是自己能决定的，许多时候是社会把你推到了那个位置，因此个人要服从社会选择。1992年我准备去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王钟瀚、马学良两位老先生劝我：“系主任责任重大，你还是作出点牺牲，接受这个职务。”当系主任后， 我也多次提出辞职，都未允准。党员要听组织的号召，未被允准，就要继续干，而且要干好。系主任这个职位实任加兼任，我一共干了7年。我原本想当作家，但到研究所，需要搞研究，于是开始搞学术，一干就是十年，并一直在学术研究上下了很大功夫。学术研究是个艰难的过程，需要付出大量的心力，博览群书，呕心沥血，但关键还是要服从国家的需要和社会的召唤。”
在中央民族大学的生活，对于丹珠昂奔来说， 最大的收获是读了许多书， 受用不尽。“ 我是在民大成长起来的！”，丹珠昂奔深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