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1日晚上19:00—21:00，中国社科院大学博士生导师诺布旺丹教授应陈波教授之邀，以“历史、隐喻到象征：史诗演进三部曲——以格萨尔史诗为例”为主题，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623教室为到场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玉珠措姆教授主持，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及四川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的“李安宅讲座系列”第四十一讲，吸引了川大、西南民大的众多师生及其他社会人士积极参加。
诺布旺丹教授是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藏族文学研究室主任、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藏蒙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学术成果丰硕，著有专著《诗性智慧与智态化叙事传统》《藏族的神话与史诗》《西藏文学》《艺人文本语境文化批评视野下的格萨尔史诗传统》《西藏文学》《生命之轮——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参与主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科全书三大史诗卷》等等，其中，合著《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荣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
讲座伊始，诺布旺丹教授介绍到其本科就读于学藏语言文学专业，后来从事民族学与人类学的一些研究和工作，再后来从事中国文学研究，主要专业方向是格萨尔，由于这样的学科知识结构背景，使其把格萨尔仅仅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去看待。其实历史证明和国际史诗学证明格萨尔史诗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文学作品，它和荷马史诗一样，是一种史诗传统。今天的主要内容和思考问题将围绕着如何看待格萨尔史诗传统？在这当中，应该怎么样去突破我们现有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将这样一种古老的学术传统、文化传统，与国际史诗研究、古典主义的研究，或者与如今包括口头传统，民俗学领域在内的一些传统进行接轨。
教授表示关于史诗研究一直存在两种看待问题的角度：首先“是什么”的问题。但我们学界进一步研究来说，更重要的应该是“如何、怎样”的问题，即从文本到结构的问题，思考结构是如何形成的。比如，格萨尔史诗为什么只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蒙古高原等高原地带能够产生和演进，而不是在内地？那么在青藏高原土壤里面，它又如何发展？
在世界各个民族的历史中，有成为史诗的民族比较多，史诗的类型也比较多，有这种英雄史诗、荷马史诗、印度史诗、古巴比伦史诗、包括中国的三大民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迁徙史诗、创世史诗。那么教授一直以来坚信这些史诗的发展、产生、演进有一个普适性的规律。
首先教授介绍了英雄史诗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英雄史诗里面的主人公是一个半人半神的英雄形象；第二，史诗看似在讲述主人公的故事，但是实际上在讲述一个史诗涉及的族群或者民族沧桑变迁的历史，因此我们在读格萨尔史诗的时候，一定不能只看到格萨尔的传记，而一定要看到通过格萨尔体现出的青藏高原的历史变迁；第三，史诗叙事和结构具有宏大性，从横向看，史诗结构上体现出包罗万象的学科，包括社会经济的文化、宗教艺术、军事等方面。从纵向看，因为史诗是人类远古时代的产物，所以反映了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叙事一定具有宏大性，从这个角度讲，史诗是成熟的，它的发展是历史上从感觉再到观念的一个过程。首先，史诗的原型一定是真实的人物和时间。曾经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后来被人们从感觉层面开始口头传送。比如，格萨尔诞生于1038年，按照文化记忆学的理论来讲，三代人以后就口头的艺术和历史就会变成传说。所谓传说和口头的历史有着什么区别呢？口头的历史基本上保持了历史的基本上它的时间和空间的真实性。但是传说夹杂了很多人为的和想象的东西。所以史诗一定始于真实的历史，从人们的传说开始有主观化的色彩，再到观念层面，传说就变成传奇，传奇变成信仰，那么最后形成一个宏大的叙事。正如如今的格萨尔史诗一样，它不仅是一种民族身份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一种民间信仰。格萨史诗的主人公格萨被认为是护法神和英雄，有些地方还把它当成财神去供养，所以是从感觉层面跨越到了这种信仰层面的过程。
此外，发掘史诗字面背后的意义。是我们读史诗的关键要素。“史诗”是历史的“史”和诗歌的“诗”组合而成的。顾名思义它是“诗化的历史”，历史肯定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诗歌一定带有想象的色彩，所以诗化的历史一定是带有想象的历史，所以我们在看格萨尔史诗的时候，一定不要把它当成一种真实的历史去看待。也不能完全把它当成虚构的文学作品去对待。
因此，教授总结出英雄史诗演进的三大脉络，讲座主要的内容将围绕着这三大脉络开展：
一、叙事文类演进脉络：历史、历史神话化到神话艺术化；
二、叙事本体（结构）演进脉络：历史 、隐喻到象征；
三、叙事逻辑演进脉络：发端于“史”、演进于“喻”、完成于“境”。
一、叙事文类演进脉络：历史、历史神话化到神话艺术化
所有的叙事文本都是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有两种法则——“历史神话化”、“神话历史化”，前者以“逻各斯”为其语境（强调书面传统），后者以 “秘索斯”为其语境（强调口头传统）。大凡英雄史诗文本的建构则运用了“历史神话化”的法则（即从事实记忆到价值记忆，或从交际记忆到文化记忆）。
首先“神话历史化”情况在汉民族的文本建构当中非常突出。中国著名的《史记》中“回门宴”、“霸王别姬”，这些都是神话历史化的结果，系司马迁从陕西湖北一带的民间艺人的口中采集而来，然后他作为一个汉朝史官，包括黄帝、炎帝、《山海经》等，便由其将历史建构出来。又如，藏族历史上的藏文，象雄文字无法考证，不能肯定的说我们现在使用的藏文是公元7世纪创制的。此外，藏族历史的编年史，是由赤松德赞的史官收集各方口传、文字资料编纂的，七尺王将王位禅让给能驾驭烈马的儿子，自己趴天梯升天等等，都是神化后的传说。“神话历史化”，这是很多民族中都存在的一种共同的文本建构趋势，然而它建构不了史诗的文本，只有历史神话化才能，它是建构史诗的源头，也就是说把历史的文本神话化了，它才可以变成史诗，前者是前提和基础。可以说所有的英雄史诗都是历史神话化的结果。比如格萨尔是一个真实人物，1038年出生于四川甘孜州德格县，他的生活轨迹、遗物保存至今，有很多文献详细记载格萨尔的经历。后来做为历史真实人物被神话化了，这是成为史诗的前提，而后经过艺术化，最后形成了格萨尔神化为半人半神、拥有着宏大叙事的、包罗万象的“格萨尔史诗”。
１、产生史诗的两个条件：诗性思维、口头传统
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提到的，产生艺术杰作需要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自发的活跃情绪和个性——有感触就能无所顾忌的发泄出来，不用听出任何指教；二是周围有近似的理解的精神在不断的支持，使心中那些尚且模糊的概念得以酝酿，滋养成型，繁殖和壮大”。第一条表示了史诗的产生必须具备诗性智慧即神话性思维，艺术是发散性思维的结果，理性需要让步于出现的情感和激情。第二条表示了史诗的产生必须具备语境，那便是口头传统。一个民族产生史诗的语境，指的是诗性和神话性思维，这往往也是艺术家和文学家的思维特点，它具有发散性和直观性的特点，不同于学者所有的逻辑思维。正如丹纳的观点，日耳曼人是典型的逻辑思维主导的民族，因此他们在世界顶尖科技领域成果颇丰，而拉丁民族是典型的发散性思维，涌现出了一大批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杰出作家和艺术家。
再如，引用朱光潜学者的观点：汉民族由于2000多年前便产生了文字，所以逻辑思维、文字传统占据主导，因此没有产生汉族史诗的语境。而藏语由于生活环境优美、文字发明较晚等原因，人们的思维较为发散，强调诗性思维、口头传统。教授指出，古希腊和藏族人民都十分注重雄辩等等口头传统，正如英国牛津大学安东尼奥·马克教授提出，人类的历史会说话的历史，至少有10至12万年的历史，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仅五六千年。又据一位美国学者的著作《书面文化与口头传统》中描写，世界上有3000种语言，文字78种，其中2700多个民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本族文字，所以文明传承的最重要媒介应当是语言而非文字，文字是语言的附属品而非取代品。
２、藏族格萨尔史诗产生的特殊语境：文化的边缘活力
为什么“格萨尔史诗的产生”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事件，恰好发生在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的三江源地区？关于这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前所长杨毅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叙事学》中提出“文化的边缘活力”概念，其结论是“地理位置的边缘并不等于文化的边缘，地理上越边缘处，文化的原创活力越强”。格萨史诗在三江源的产生阶段，正好验证了这个观点。
格萨尔生活在公元11-12世纪，1119年去世经历三代人变迁后，即公元13世纪其事件成为民间传说，开始神话化。随着在公元13世纪左右，相比于佛教在果洛、玉树、那曲等地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三江源地区由于没有佛教的枷锁、教派纷争，为史诗的创造提供了单纯的思想净土，保持了旺盛的创造活力，所以格萨尔史诗不断艺术化，在三江源地区逐渐发展出宏大性、神圣性、系统性和象征性等特点。其中，艺术化过程及其重要，神话化的文本只有经过了艺术化才能成为史诗。
二、叙事本体演进脉络：历史、隐喻到象征
三种叙事文类即历史、神话化、艺术化分别对应于三种叙事本体，即历史、隐喻和象征，从纵向它们呈现为三种具有递进式关系的结构形态。即从关于客观历史的叙事向关于人内心精神世界叙事的演进过程；从感性到理性、从经验层面到观念层面更替演进的过程。
所谓“历史”是指未被主观所染指，未被文本化的自然历史形态，它是由物理构成的空间世界和逻辑秩序构成的时间坐标来体现，是由因果性联系（逻辑思维）构成。而叙事本体的历史是指叙事者主体根据经验和理解对客观历史的主观性阐释，是由联想性关系构成，体现了诗歌文本的“真”。
神话化的内核即是“隐喻化”。隐喻是人类早期思维活动的基本形态，它由神话的关联性思维（发散性思维）性质决定的，是人类早期种属不分，物我不分，以己度物、取譬不远的秘索思维的反映。处于人的直观性思维和感性思维层面。如盘古神话。随着理性文明的引入，神话开始朝向更为有意识的方向（教谕化）发展，从直观层面向观念层面-象征层面转变。在隐喻性叙事层面，藏族历史上大量历史事件、社会事象、民俗传统、军事成就等与史诗形成了互文关系，促成了各种历史文化事象在史诗中的文本化，使之内嵌于更广泛的史诗的价值系统和文本结构中，体现了诗歌文本的“美”。
在象征化层面，以格萨尔史诗为例，佛教化是格萨尔神话叙事向宏大叙事跨越的推手,使处于民间传说和神话阶段的格萨尔叙事化蛹为蝶。如果说隐喻使史诗形成了故事现象背后的意义世界的雏形的话，由于佛教的介入，象征化使这一雏形和基本观念成为明显可见、可触摸的东西，即通过外在的媒介和它联系起来（如仪式、节日、庙宇、颂词、雕塑、绘画艺术等）。象征化经历了以佛教化为主导的艺术化的洗礼。使故事体系化、人物完美化、事件有序化，逐渐成为道德教化的文本。英雄-菩萨的化身，30员大将-佛教的30位大成就者、四方妖魔-佛教四魔（烦恼魔、五蕴魔、天魔、死魔）等等。这些都主要体现了诗歌文本的“善”。
因此，象征化完成了格萨尔的宏大性叙事结构，其宏大性的特点包括：多元共构的家国情怀；抑强扶弱、济贫救困的人文精神；智慧与方便双运的济世之道；平等、自由、正义的历史构想。
三、叙事逻辑演进脉络：发端于“史”、演进于“喻”、完成于“境”
格萨尔史诗从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事件触发，逐渐神话化，也就是经过隐喻化，最后达到了佛教的“境”。因为现在的格萨尔史诗艺人所歌颂不光是讲述青藏高原的历史，其落脚点在于“善”、公平、正义的人生境界，这与佛教提倡的“境”是相吻合的。
随后，教授对比了两张关于格萨尔形象的图片。图一是来自于甘孜东古寺的格萨尔武士像，是历史神话化状态的人物形象。而图二的格萨尔菩萨像，已经完全经艺术化后过渡到象征层面，成为一种佛教提倡的普渡众生、及时救困的象征，也体现了求内心静谧的境界。
最后诺布旺丹教授总结强调，格萨尔史诗发展的总趋势正是从一种世俗层面到神圣化过度、从感觉层面到观念层面的转变。
讲座接近尾声，玉珠措姆教授感谢诺布旺丹教授在短短两小时内旁征博引，给大家带来了关于格萨尔史诗演进脉络的精彩讲解。提问环节，陈波教授提出“如何评价法国藏学家石泰安关于格萨尔史诗的研究”一问，诺布旺丹教授指出，其博士论文《格萨尔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影响深远，古今中外相关的文献资料收集全面、丰富性无与伦比，充分肯定其提出“四天子理论”、“格萨尔/凯撒说”一些观点，但认为其结论仍有争议。张延清副教授提问，因为佛教的介入使格萨尔“化蛹成蝶”，但藏地寺院僧人们并不认同，如何看待这个矛盾？诺布旺丹教授认为，使佛教的现象而非正统佛教本身使格萨尔这样的民间叙事推向了宏大叙事的高度。比如正是由于格萨尔史诗演说艺人有着佛教背景，所以其丰富多样的演绎方式促使格萨尔史诗规模愈加宏大。最后，在持久而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