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先的草原牧区，人们能看到的图文，除了经书和少量的《格萨尔王传》说唱本，就可能只有“罗托”——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藏历历书了。
在我们小时候，每年能读到的书籍，除了历书，真没有别的。那时候，我们最爱看的《春牛图》——形象地解释当年气候特点的图画——是直接用在历书封面的。图画中的主角是一位牵着黄牛的牛倌，身后有农田、房屋，天上有云团、飞龙，远处有山梁、树木。画中人物的穿着、打扮、性别、年龄和黄牛走路的姿式、颜色、形态等每年都各不相同，是按照预先得出的天文观测结果而绘就的，象征着来年的天气形势。
被我们缠得不得清静的长辈们总会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耐心解释：绿色的牛头，说明春天要刮大风；黄色的四肢，表示山谷、低洼地里今年的收成不错；蓝色的腹腔，预示着雨水丰盈、涝害多；牛腹下写“8”字（代表8位财神），表示土地肥沃秋来早。对着历书，他们还能朗朗上口地念出诗一样的句子来——“牛王皮毛呈红色，青稞晚熟产量减，雷电雨水冰雹来”；“（牛倌）单穿左边靴，右脚靴子挂腰间，妇女忙来男儿闲”；“牛倌走在牛王前，庄稼早熟利于畜”；“牛王张嘴往前跑，人口兴旺乳品多”等等。那时候，草原上的牧童多半是把历书当作优美的童话故事来读的，给他们的童年生活带来了知识和快乐。
今天，当我们知道《春牛图》只是藏历历书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当我们自己慢慢也能读懂历书的时候，不经意间，一部真正的“天书”在我们面前缓缓打开了。
西藏的天文历算
通俗地讲，天文历算是通过加减乘除等数学运算方法，把各种天体运动的方位、时间、面积等未知的东西，用数字的方式表达出来，并进行计算的一门自然科学。西藏的天文历算，也是通过对宇宙中星体的运转以及对季节变化的各种数据进行计算，分判一岁中的年月日时，预推各种星体的位置来了解事物的善恶，帮助群众在生活中避恶扬善的一门独特的学科。它总结了上观天文，下查地理的各种经验，并不断地完善，是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与自然进行交流的智慧结晶。
早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的聂赤赞普时期，西藏大地上便出现了12位有智慧的苯教徒，其中就有专门从事“资益医药”的医者和“卜卦占算”的算者，说明当时便有专业从事藏医和历算的人员。
公元6世纪前，西藏已有较粗疏的历法。史料记载：“其四时，以麦熟为岁首”。
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后，统一了文字，确立了法典，采取了大兴佛教、振兴藏医和历算等一系列政策，从当时的唐朝、印度、大食等邻近各国吸收了先进的医学和历算学内容，充实到西藏的天文历算中来，从而使藏医学和天文历算学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藏医鼻祖宇妥·云丹贡布成名以后，编写了藏医经典名著《四部医典》等诸多藏医典籍和《历算山尘论》等历算学著作，培养了众多的藏医历算人才。著名的有“藏医九圣”和“历算七贤”等人，他们在那个时期为发展西藏的医药历算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西藏民间流传着很多有关观察天象的故事和传说，也流传有许多天文谚语。例如，藏族有几个古老的谚语说：
观察禽鸟和植物是珞门法，
观察星与风雪是羌塘法，
观察日月运行是苯象法，
观察山湖牲畜是岗卓法。
从上述的四句谚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如何观测物候的情形——“珞、门”在西藏的东南脚下，气候温暖、湿润，能生长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季雨林，农作物可一年两三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善于观察一年中禽鸟的去来和植物的生长；“羌塘”在西藏高原的北部，是牧区，多风雪、海拔高、空气稀薄，在空旷的牧场上夜间易于用肉眼观察各种星宿，那里的牧民善于用星光和云团掌握近期的天气变化情况；“岗卓”是半牧区，那里的人们善于观察山峦江湖的变化以预测天气。例如雅鲁藏布江南的圣湖——羊卓雍湖畔的居民对于每年湖水结冰和开化的时间都做仔细的观察，发现提前或推后1周左右就能断定当年气候将出现的反常现象；“苯象”是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那里的人们善于观测日月运行，远在7～8世纪的赞普时代就很著名。在此基础上，逐渐出现了专门记录观测结果的藏历历书。
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除了推算重缺日、五星位置、日食月食的具体时刻外，藏历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气象预报。藏族古代就发明了许多气象预测方法，如通过观察植物、动物、河水、星体、冰床、云的颜色和形状、风的方向等来判断气象变化；通过对狐日、鸟日、正日、觜日、两至日、室壁日、白胶日等期间天气状况的观察和分析，结合狮座图、乌龟图以及五星运动值等预测来年天气状况，诸如有无雪灾、冰雹、霜露、旱涝及地震等自然灾害。又根据野鸭、杜鹃鸟、戴胜鸟、大雁、乌鸦、燕子等候鸟的季节性活动时间来安排西藏各地的早、中、晚播等农事事宜等等。这种方法至今仍然广泛使用于广大的农村牧区。
1206年，西藏的第一本历书问世，名为《萨迦历书》。此历书的内容包括了气候、季节变化以及各种事态善恶的日期等等，为农牧民的生活、生产和出行活动，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11世纪，山南敏竹林寺天文历算学校成立，并开始出版著名的《敏竹林历书》。
1425年，粗浦·嘉央傲色著《粗浦历书》。
1916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拉萨创立了医算院（即“门孜康”），颁布了以《敏竹林历书》为蓝本的《门孜康历书》，每年以木刻版印制后向全西藏发行。
西藏和平解放后，在自治区藏医院下设了藏历编辑室负责编历工作。1978年，藏历编辑室升格为天文历算研究所，并于1981年成立了西藏天文历算学会，开展天文历算研究项目和学术交流活动。此后，大部分地区藏医院中建有天文历算研究室，并出版发行各具地方特色的藏历历书。
从1993年起，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天文历算研究所利用天文历算学原理预报的每日天气预报开始在西藏电视台和西藏人民广播电台中播出，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也达到了较高的准确率。
一个“孜巴”的成长
编撰历书的工作就由“孜巴”(算学家)来完成，西藏有很多这方面的人才。
现年63岁的贡嘎仁增就是西藏著名的历算学家、编历专家。1942年他出生于拉萨一户历算世家，子承父业，1952年进入拉萨门孜康学习，1957年毕业，次年到西藏藏医院工作，从事天文历算科研教学40多年，现为西藏自治区天文历算学会副理事长、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天文历算研究所教授，主持编写《门孜康历书》。
他小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那时候老院长、著名藏医、历算大师钦绕罗布还在世。他的老师益西群培经常给他讲老院长当年刻苦读书的故事。
正如西藏古老的医典中所讲“图安乐要抛弃学问，求学问要抛弃安乐，安乐中岂能得到学问，求学问则不会有安乐”的名言一样，为了追求学问，老院长当年不分昼夜奋发努力，不讲究衣食，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那时，大师只有一件破旧的袈裟。他每天坐着读书，衣服磨破了，都没有时间去缝补，就随手在破洞处打个结，继续苦读。久而久之，全身上下都是结团，于是，药王山的人给大师取绰号为“百结者”。若所学成绩优异或考核结果不错，他就下山到街上去买块烧饼慰劳自己；若所学东西中有一样没有记牢，就昼夜背诵，且不进饮食，以示决心。这样，在不长的时间内学问大长，医术渐精。
藏医院在给贡嘎仁增他们授课时，用一种叫做“萨雄木”的教具。萨雄木，翻译成汉文是指“沙盘”，即一块用核桃木制成的长方形木盘，一头有暗格盛放从草坯根部挖出的浮土，使用时将木盘倾斜45度使浮土流到木盘内，学生用铁签在浮土上学习算术，这就是“萨雄”教学。老师给贡嘎仁增讲，据历史传说，古时候，西藏著名天文历算学家噶玛·让琼多吉在编撰《星算综合论述》时为计算天文数据在沙盘上用坏了七支铁签。我当了十几年的老师，也不敢说把铁签用秃了。这就是一个大学者无与伦比的刻苦用功精神。你们如果想成为出色的天文历算学家，就应该好好学习这些前辈的伟大品格。
那时候，他们一个月只有两天休息时间，一天上十几个小时的课，读书、做作业到深夜一二点是常有的事。
贡嘎仁增家里收藏着一本珍贵的历书，这是一部1933年由山南敏竹林寺出版的手工彩绘历书，封面用天蓝色的锦缎包裹，里面的图画系手工彩绘，文字部分用藏文行书一笔笔写就，没有一处涂改，仿佛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贡嘎仁增说自从拉萨门孜康1916年出版《门孜康历书》，就再不允许敏竹林寺擅自发行自己的历书，他们一年只能制作三本历书，一本奉送给噶厦政府，一本交到拉萨门孜康，另一本则自己留底。流传在民间的《敏竹林历书》极少，我从这本历书里也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并将这些知识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实践中了。
藏医院天文历算研究所每12年组织全区的天文历算专家进行一次全面的“会算”，并把“会算”的结果交给电脑操作人员验算。两边的运算数据对照无误后，再将运算的结果组织本所的专业人员落实到文字上，用语言表达出来，刊印成历书，发行到民间。
如今，贡嘎仁增参与编写的历书已不下20多种。他还是600万字巨著《西藏天文历算总汇》一书的主笔之一，他个人单独完成了《浅谈藏医药与天文历算的关系和它的发展史及天文历算学的科学性》等重要论文，也曾多次深入农牧区就传统历算、农事时宜、气象等方面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将其成果运用于实践中，扩充了历书的内容，提高了历书的准确度，成长为优秀的“孜巴”——一个受到群众欢迎的天文历算学家。
谈到自己的成长经历，贡嘎仁增说，除了老院长钦绕罗布和我的恩师益西群培的栽培，我必须提到两个汉族学者对我的帮助和提携，他们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陈久金教授和北京图书馆的黄明信研究员，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和经常切磋学问的同道学人。他们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和虚怀若谷的胸襟认真学习和研究西藏天文历算，撰写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向汉文读者介绍藏地天文历算的悠久历史和其中所蕴含的科学原理，为普及和推广西藏的天文历算知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现在，贡嘎仁增和他的同事计算、编写的藏文历书每年发行十几万册，仍供不应求，受到广大涉藏州县读者和印度、尼泊尔等国藏族同胞的欢迎。年过六旬的贡嘎仁增在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上还在继续发挥着余热。
历书在民间
今天在全区通行的拉萨《门孜康历书》是以原《敏竹林历书》为蓝本，从1916年开始颁行的。
在门孜康创办初期，历书的发行量从2000册到5000册不等，有的分送给各宗，有的出售给群众，如今能找到的很少。
1959年以后，出过一段方形的历书，里面破天荒地加入了革命语录等内容。如果从收藏的角度来讲，应该是别具特色的。
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自1966至1972年停止出版历书长达7年。1972年，自治区有关部门接到群众反映，鉴于传统的藏文历书突然停止发行，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要求恢复发行藏历历书。历算学家贡嘎仁增记得1984年一年就印制历书30多万册，后来减至每年十几万册，最近又开始出版价格更低廉，内容更集中，携带更方便的口袋本《简明藏历》，在藏文图书中可以说发行量是很大的。
历书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天文历算的方方面面。大致说来，主要有“全年概说”，其中包括开头的“礼敬偈”、“教历”〈即佛教史上的重要纪年〉、“轮流值年〈七〉曜和〈二十七〉宿”、“五曜〈木火水金土五大行星〉运行的方位与天气的关系”、“日月食预报”、“农轮、犁轮、龟轮、狮座轮的方位及其与农作物年成丰歉的关系”等，以及“分月概说”、“逐日细说”等。
即以2002年（藏历第十七饶迥水马年）年历为例，1～4页为礼敬偈；32页为“春牛图”；33页为农轮、犁轮；34页为“鸟日观测”（是按食骨雕孵卵成雏的过程命名的，即冬至后的24个回归日过后，40天内为鸟日——包括母鸟日6天，翅边日6天，肩头日3天，颈窝日7天，口面日3天，翅尖日5天，雏鸟日5天。在此40天内观测雨雪风寒，预测霜、雹、旱、涝之法为“鸟日观测”）；46页为日食预报；56页起为分月概说和逐日细说等。
藏历历书在西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方面起着一定的指导和参考作用。农业方面，它给农民提供了当年的雨水、霜露、干湿、地力肥瘦、早中晚播时间以及风、雪、雹等方面的气象预报，成为他们生活的良师益友。牧业方面，它给牧民群众提供了当年的牧草长势情况，风灾、雪灾方面的预报以及各种节气、宗教民俗节日的具体时间等，甚至还有牧民迁场时间，骡马驯化时间等方面的具体服务，深受牧民朋友的欢迎。
堆龙德庆县农民曲扎说，其实，藏历历书给我们的好处还不止这些。在农村，婚丧嫁娶、送往迎来都用得着它。在农村很多地方，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凡事都忌讳恶毒日，尤其是办大事，更加要回避自己的“凶曜”，如果自己不知道何日是自己的凶曜，就要向懂历书的人问清楚再行事。另外，人们忌讳在“不吉祥”的年月日时结婚、建房。如果事情特殊，无法回避，从宗教方面可以举办消障除灾的仪式。这些都要查阅历书才能弄清楚。
只上过高小的曲扎文化水平并不高，用他的话来说“刚够看懂历书”，但他购买和使用藏历历书已有10多年了，成为乡邻们眼中的“农事顾问”。村里每年有大约40％的农户购买历书，剩下的人家有的没有人识字，有的虽然识字但看不懂历书，他们就会请曲扎先生为他们讲解每年的天气状况、粮食播种季节和其它类似“良辰吉日”的推算等等，总之，历书在农村很受欢迎。
在曲扎先生家里，我们看到用完的十几本历书用绳子穿在一起挂在门楣。据说这里有这样一些解释，一，表示主人对字纸的尊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看到有的藏族老人发现字纸掉在地上就会马上捡起来，喃喃祷告，并把书举到头顶，然后再放到一个高处，表示对字纸和知识的尊崇；二，用完的历书挂在门上据说具有祛邪禳灾的功效；三，经常看藏历的人都有把当天当月发生的一些事情、农田开耕的日期、迎送往来的情节、婴儿诞生和老人死亡的时间等记录在历书空白处的习惯，将其日积月累的保存起来等于是一部详尽的记事本，查阅起来非常方便。这也是人们不愿扔掉旧历书的另一个原因。
古老的藏历历书可以说是藏族人民的生活伴侣、生产指南，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可分离。
当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人们都会到新华书店，把来年的历书请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