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艺人说唱格萨尔故事是藏族人的一大喜好，尤其是在广大牧区，牧民群众更是情有独钟，几乎成了一种最为惬意的生活状态。他们对说唱艺人也是尊崇备至，体现了藏族崇尚知识，崇尚文化的心理和对艺人的敬畏。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识文断字似乎是艺人天经地义的职业素养，其实不然，格萨尔说唱艺人多是目不识丁的文盲。针对这一现象，格萨尔学者专家通过对艺人的研究，发现艺人的说唱经历颇有神秘色彩，以梦中为神所授居多，据此，他们也往往称自己是 “神授艺人”。那么这些艺人的说唱才艺到底是不是神授的，有人深信不疑，有人疑信参半，当然还有人认为是天方夜谭。学术界因为疑惑未解，对此也是存而不论。其实，理性审视和分析藏族社会的文化性格，不难发现，说唱艺人的文化基因才是解开格萨尔说唱代代延续的密码，是说唱艺人的庐山真面目。
一
在佛教尚未传到西藏之前，古代藏族普遍信奉源自本土的原始宗教——苯教，王朝政治实行原始的政教合一制，活动中心在“冈底斯山”和“玛旁雍措湖”一带的“阿里”，古时称为“象雄”。古象雄文明是西藏文明的源头，苯教即是象雄文化的核心，也是藏族传统文化和藏传佛教的根基和起源。据《吐蕃王统世系明鉴》记载：“自聂赤赞普至赤杰脱赞之间凡二十六代，均以苯教护持国政”，可见在佛教还没有传播到西藏之前，西藏统治阶层执掌政教大权的，无一不是苯教思想的忠实信徒，以苯教思想为核心的象雄文化，牢固占据着古代藏族的意识形态。到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之前，苯教已经在青藏高原扎根超过两千年，对原始宗教的长期崇拜，使青藏高原出现了政治受制于宗教的高度的政教合一制，形成了神权大于王权的社会现象，以至于政治与宗教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朝廷政治除了受苯教的左右，还要借助谜语和寓言故事占卜吉凶，预测未来，处理和完成有关的政教事务，以此“启发民智，治理国家”。君臣廷议要在特殊的仪式中进行，在念诵和歌谣中完成奏事议事的全过程，带有极其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这种说唱体的朝会方式就是古代先民“护持王政”的重要手段和说唱这一文体的发端。与此同时，随着谜语和神话故事的不断演变发展，对藏族谚语的形成和完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现象类似汉语成语除了神话寓言，还有许多源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典故，其年代一样久远。
藏族谚语虽然源自民间，但是随着在朝廷政治中的频繁使用，藏语言的谚语依附度越来越高，藏族社会从上层贵族到平民百姓，都以在言谈中使用谚语为流行的时尚。有道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从宫廷贵族到平民百姓的这一文化趋同性，对谚语的广泛使用和传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人们往往把一个人在言谈中使用多少谚语视为其学识高低的标准，谚语有多少学问就有多大，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逐渐涌现出一代又一代善用谚语，娴于辞令的口才大家。
到了松赞干布时期，虽然象雄王朝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形成千年的神权大于王权的体制依旧根深蒂固，积重难返。要革除这一积习，必须要从根本上铲除苯教势力，但是当时的苯教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绝对不是一道行政命令所能扭转和改变。鉴于此,松赞干布高瞻远瞩，寄改革之希望于滥觞天竺的佛教，与大唐王朝和尼泊尔联姻，分别迎娶文成公主和赤尊公主，两位公主入藏带来的佛经、佛像以及其他法物为佛教在西藏的传播，佛法东渐开了先河，达到了松赞干布抑苯扬佛，改革政治体制的初衷。
当佛教在西藏尚未站稳脚跟的时候，佛教和苯教相互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其间经历了长时间的互为排斥，互为融合的过程。但是不管如何排斥，如何融合，流传千年的文化传统是不能轻易改变的，虽然古象雄时期说唱形式的政治体制中断了，但是说唱这一文体从庙堂走向了民间，走向了普通民众，他们沿袭这一传统，把各种神话故事和传说演绎得出神入化，格萨尔说唱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脱胎而生，而当时分裂割据，动荡不安的社会历史背景，也为格萨尔故事的创作提供了客观现实的战争素材。
二
作为民族重要特征之一的语言，藏语言是藏族交流思想的媒介，对藏族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乃至文化本身产生重要的影响。藏语言对藏族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别的不说，就说格萨尔说唱，藏族谚语作为藏语言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格萨尔说唱的源头活水，而且与英雄史诗《格萨尔》的生成和不断演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藏族谚语是藏语言的精髓，是藏族口头语言加工、提炼而成的艺术语言，与其他民族谚语一样，既有共性也有其独特的个性，这个与众不同的个性，使藏族谚语在藏语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语言没有好坏之分，但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特色，藏族语言的特色，表现最突出的就是谚语，是藏语言最出彩的地方。藏族谚语在丰富藏语言的同时，极大地增加了语言的生动性和鲜明性，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现成的亮点语言，英雄史诗《格萨尔》由此应运而生，横空问世，雄踞世界最长史诗之巅。
藏语的精彩程度与藏族谚语息息相关，藏族谚语在藏语中出现频率之高，可能少有其他语言与之比肩，这就是藏族谚语的组合拳效应，是除了藏语言其他语言鲜有的文化个性。所谓组合拳效应，就是像拳击手一招制胜的法宝往往是连续出拳一样，一段话里连续出现多组谚语，也能受到令听众惊艳到叫绝的神奇功效。因为藏族谚语的口语化和通俗化，口才好的藏族人动辄出口成谚，好像说话必须附带谚语，这种说话带谚语的习惯，就是藏语的传统表现形式，同时也时藏语表现人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没有谚语的藏话说得再好也是平淡无奇的，谚语是藏语精彩与否的试金石，藏族谚语“不放盐的茶没喝头，不加谚语的话没听头”凸显了无谚不成句 的藏语文化基因。加入谚语的藏话之所以动听，是因为藏族谚语融入的各种修辞手法,能够充分显示谚语的艺术魅力，增强语言的审美效果。因此听人说话带谚语就是一种艺术享受，何况藏族谚语在藏语中还能出现妙语连珠的组合拳效应，使藏族谚语的艺术魅力和语言审美效果更加大放异彩。虽然其他民族谚语在语言中也有组合拳功能，但是没有像藏族谚语这样来得强烈，来得自然，来得酣畅淋漓，难怪藏族有这样的说法：“可口的酒是甘露，悦耳的话是谚语”、“水积多了成江河，谚语积多了成学问”，像这类类别繁多，涵盖藏族社会各个领域的谚语在藏地可谓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这些丰富多彩的藏族谚语，比喻形象，寓意深刻，不仅可以在语言交流中体验听觉艺术的审美情感，在藏族口头文学领域那更是一种极致的体验，同时藏族谚语还是藏语言文学的精华。
大凡对藏文化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辩才无碍的藏人不一定才高八斗，甚至可能大字不识一个，但说起话来个个都是谚语连篇，像这样目不识丁，却又能说会道的牧民在藏地比比皆是，说唱艺人不识文字的也不乏其人，这种神秘莫测的现象着实令人匪夷所思，不能不说是藏族社会的一大人文奇观。过去，藏族牧区的文化生态是相对封闭的，文化的单一性和纯粹性，保持了藏族原生态的文化传统，说唱作为藏族最重要的文化娱乐方式，自然备受人们的青睐和喜爱。受父母和长辈的熏陶，从小听格萨尔故事长大的牧民，在耳濡目染中，继承了父辈用谚语讲话，用谚语说唱的文化基因。当他们与人交谈和辩论的时候，随着语境的变化，与之相应的谚语会在灵光一闪间，张口即出，并且随着时间的持续，经过谚语修饰的语言妙趣横生，犹如决堤的河水滔滔不绝，谚语的组合拳效应可以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众所周知，汉语只要适合语境，成语用得越多越精彩，但是谚语却不能像成语那样接二连三地引用，这是汉语文化基因决定的语言现象。藏族谚语则不然，它可以像汉语成语那要频繁引用，用得越多越精彩，越有说服力，这是藏族谚语与生俱来的适合组合拳出击的文化个性。当一个人阐述自己的主张和观点的时候，一段话里如果连续出现不同的谚语，则意味着反复强调，强调自己所言并非不经之谈，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谚语是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提炼出来的集体经验和智慧结晶，是人们无不认可的真知灼见，由此奠定的谚语在语言中的绝对权威，使谚语在语言中的引用相当于引经据典，用得越多越能令人信服，而且毫无过犹不及之嫌。每年召开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往往有这样的现象，来自基层的代表和委员在会议讨论期间，一旦打开话匣子，便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成了一个人的主旨讲话，而工作人员的翻译却只有寥寥数语，原来他们在发言当中用了大量的谚语论证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由此可见，同冗长而枯燥的说理不同，藏族谚语的连续引用在增加语言说服力的同时，也使语言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引人入胜，这就是藏族谚语的组合拳效应。
不识文字，没有念过书，说话却口若悬河。毋庸置疑，这是谚语从中给了力，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没有文字辅助，从小靠语言信息接受知识的习惯，使他们普遍博闻强记，过耳不忘，那些数不胜数的谚语，就是他们集腋成裘，从实践中听来的。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记忆中有了丰富的谚语，就等于有了相当的语言驾驭能力，言谈辩论之间，仿佛给自己的语言施了魔咒一般，那些充满智慧的谚语就会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而且讲出来的话，或娓娓道来或侃侃而谈，如同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不啻欣赏另类相声艺术的大餐，令人叹服，令人陶醉。语言因为谚语精彩无限。可见用谚语调动的语言一旦从他们的口里出来，那就是舌灿莲花、语惊四座、出口成章、文采斐然，正应了那句话：“高手在民间，绝活出草莽”。
藏地传统曲艺“折嘎”语言幽默风趣，自成一体，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又一民间说唱艺术。表演“折嘎”的也都是擅长谚语的艺人，这些艺人被学术界称为不识字的“作家”。由此推之，那些不识字的格萨尔说唱艺人也是同出一辙，彼此一样。此外，藏地还有一种噱头十足的类似于“脱口秀”或“单口相声”的语言现象，就是用相同语音或相同结构的词组，组成排比句逗人发笑，多用于戏谑和嘲弄。因为这种段子的语言结构带有藏语言先天的遗传基因，笑点一个接一个，语言的逗哏效应可以无限放大，听人讲这种调侃味十足的笑话，无不令人为之捧腹。对于擅长此类笑谈的高人，甚至有人唯恐避之不及，生怕被其奚落而被人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这种令人笑喷的无厘头段子虽不登大雅之堂，却也是藏语言的另外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并且还是藏语不用谚语而能巧舌如簧的一种奇特的语言现象。
三
简而言之，英雄史诗《格萨尔》其实就是艺人把许多故事以谚为媒，用无数的谚语穿针引线缀句成文的民间文学作品。格萨尔故事之所以家喻户晓，雅俗共赏,是因为来自民间的谚语口语性很强,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而且一般都是对称的两句或四句谚，读起来音韵和谐，听起来美妙悦耳，好像动听的音乐，动人的歌，而一旦出现谚语的组合拳效应，那更像是语言艺术的交响乐，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这就是藏族谚语的魅力，是格萨尔故事精彩纷呈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藏族谚语只有用藏语讲出来才能文采飞扬的神奇所在。否则用其他语言讲出来的藏族谚语只有其意而没有其味，也就是说没有了谚语的艺术感染力，而没有艺术感染力的谚语说多了必定讨人嫌，招人厌，如同喋喋不休的絮叨，断然不会令人愉悦，给人快感，更不必奢谈什么组合拳效应。从而不难看出谚语是有民族性的，任何民族的谚语都是本民族历史文化背景和语言环境下的产物，带有本民族先天的语言基因。因此只有本民族语言讲本民族谚语才能使人产生美感，引起共鸣，更何况多数民族的语言表达形式也不像藏语有谚语的组合拳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讲，格萨尔说唱是不可翻译的，加之韵散兼行的文体和风格多样的唱腔都极富浓郁的民族特色，使翻译作品的可读性更是大打折扣。
藏族谚语在藏语里如影随形，这种血脉相依的关系决定了格萨尔说唱浓厚的母语情结，使得英雄史诗《格萨尔》翻译得再好也难免不尽人意。有句话叫“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与其差强人意还不如束之高阁，毕竟只有原汁原味的《格萨尔》才是民族的，也才是世界的。纵观学术界，尚有为数不少的人对翻译英雄史诗乐此不疲，然而翻译后的作品从读者的普遍反响，不难看出审美价值在翻译过程中丢失之严重，尤甚于其他艺术作品。很显然，使英雄史诗掉价的最大问题不是翻译水准和技巧的原因，而是藏族谚语难以割舍的母语情结使然，倘若勉为其难，只能贻笑大方，招致读者对英雄史诗的不屑。当然平心而论，少量的翻译可能对学术研究有一些参考价值，但是从文艺欣赏角度而言，那就另当别论了，这方面应该遵循的原则还是那句话“宁缺毋滥”。
四
纵观历史长河，藏族牧民过去的生活是逐水草而居，与牛羊为伴，除了民歌和舞蹈，更多是在语言交流中享受言谈带来的娱悦，听艺人说唱《格萨尔》那更是乐在其中。格萨尔故事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口耳相传，同样造就了藏族牧民神授般的口才，而这些口才出众的牧民无一不是以满腹谚语而著称，任何人概莫能外，这也是他们之所以有好口才的过人之处。在藏地，谚语和口才是可以画等号相提并论的，我们很难想象有藏族人不懂谚语而能言善辩，这种现象同口齿伶俐的汉人用成语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一个是在实践中无师自通，一个是从书本中学而所获。
生生不息的说唱传统，使艺人对格萨尔故事谙熟于心，讲起来也是如数家珍。倘若墨守成规，仅仅满足于人云亦云的模仿和继承，格萨尔说唱的生命力断不会如此顽强，影响力也不会如此深远。于是乎他们充分发挥创造性思维举一反三的想象力，由此及彼推演战争，譬如从一个战场，一个战事联想到另一个战场和另一个战事，而这些战场和战事的描述，则由艺人按照惯有模式和套路以及人物性格谋篇布局，构思情节，用一个又一个的谚语随机应变，把它们巧妙地连缀起来，身临其境般绘声绘色地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起承转合之间没有大起大落，过渡自然，张弛有致，谚语在故事中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至于故事通顺不通顺，精彩不精彩，因为有谚语的组合拳效应，这都不是问题。不难想象，一旦激活潜力，开启了说唱的阀门，犹如武功练至炉火纯青，打通了任督二脉，灵感激发的艺人在如痴如醉中文思泉涌。此时的艺人在格萨尔王国里，俨然就是一名运筹帷幄的大将，排兵布阵，对垒厮杀，任桀骜不羁的想象力信马由缰，自由驰骋在格萨尔金戈铁马的疆场。
说不完的格萨尔，唱不完的格萨尔，格萨尔说唱就像艺人口中总也说不完的谚语无有穷尽。一部部版本在历代艺人的说唱和专家学者的整理下，如雨后春笋般付梓出版，这些作品是藏族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说唱艺人在这项宏大的文化工程中更是居功至伟，不愧是藏族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播者，是藏族乃至中华民族的活宝。
西部开发实施生态移民政策以来，藏族牧民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也带来了藏民族生活方式的变化,藏族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文化娱乐活动的多样性，使格萨尔说唱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边缘化，格萨尔说唱的受众环境日益萎缩，受众群体日益减少，现实境遇更加严峻，因此加快说唱和整理时不我待，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