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堆村的清晨，太阳刚刚照暖山坡北面，树上核桃裹青皮。
进村的柏油马路并不宽敞，但比许多云南村庄的土路好太多。也许是因为天刚亮，村子里安静不见人，没有狗吠，只听见叮咚的牛铃，那是牛儿在新的一天来临之际跃跃欲试要去觅食。214国道在北面山坡上，联接昆明和拉萨，此处离州府香格里拉县城不过35公里，古时这里则是东南亚和南亚交流茶马之经商必经陆路。站在国道上往下看，汤堆村孤独而美丽，睡在山谷中的平坝上，民居在天地间井然交错，由于太安静，会以为这是一张定格风景画，和繁忙的国道俨然两个世界。
国道边开了好几家商店，几近形成小镇规模。几乎都是出售黑陶制品诸如砂锅、火锅、茶罐、茶壶之类，也有餐馆用黑陶土锅为路人烹制“尼西土鸡”，此为外界口碑中风生水起的美食。迪庆州尼西乡汤堆村正是尼西黑陶的主要生产地。
这种黑陶的原材料来自汤堆村附近的山上，带着蕴含泥土厚重的黑色，光泽明亮。尽管关于尼西土陶的书面记载只追溯到民国年间的县志，但上世纪七十年代对迪庆州内石棺墓的考古发掘，使这种土陶的制作历史被回推到了新石器时代：从制作工艺上来说，汤堆黑陶的装饰方法与三千年前依旧相似，均为泥片成型手工制作；纹饰方面，以刻画为主，少见压印；造型方面，稚拙朴素，具有整体性传承。因此，黑陶对于制陶村落来说，不止是一种生活器具或宗教用品，也不止意味着自然环保的生活方式，更可能是，通过这种原始审美方式，可以找到民族文化溯源的关键线索。
汤堆村不大，饭后散步就能走个来回。兴许是河谷干热，可以一边进行高原旱地耕作，一边保持藏人之放牧根本，又由于做黑陶的泥土主要分布在这里，汤堆便成了尼西乡唯一制作上好黑陶的地方。而孙诺七林是这里最有名的制陶匠人——年纪最大，活儿最好，徒弟最多。
我找不到孙诺七林的家，正要去敲村头一户的门，一位大姐正好从里面出来，她穿着一件红色棉马甲，皮肤黝黑，瘦而结实，她愉快地答应带我去孙诺七林家。
她走得太快，我在后面拼命追，路过长着向日葵和花椒的土地，顾不上观赏景致。原来那位大姐去村头串门，得知“确切消息”，说十点钟还会有一次余震，她连走带跑，是要把家里还在睡觉的两个孩子叫起来，还要通知所有人。最后她给我指了一条路，“可看见那座核桃树下的房子？就是他家。”我欣然谢过，走向那座三层的老式土木建筑。
村中民居都会将大门横分两半，上半截平时可敞开，下半截必须关着拦牲口。孙诺七林家在东面和南面各有一扇这样的门，由土黄色的木头制成，门梁有藏式雕花。房子有三层，整体看起来像一个打坐的人，在第一层放置农具等物什，不见牲口；第二层和第三层正前方留出宽敞的走廊通道，以为作坊、粮仓和客房；三楼佛堂和卧室为主，走廊屋梁上装饰“藏八宝”，中间记录着房子的落成年月——1989年11月；砖墙水泥的厨房和饭厅单独用砖墙水泥建在老房子旁边，核桃树枝繁叶茂，映着屋顶上的一面五星红旗。
院里没人，房子二楼的墙上写着“香格里拉县藏族黑陶烧制技艺传习所”，孙诺七林的孙女婿阿祖正好从里面走出来，他对我说：“进去吧，里面正在做。”毫不诧异。
家里有客人串门，不断带来有关地震的新闻，也不断传来村人在山上挖松茸的绩效，但丝毫不影响这所房子里忙碌的三个人。他们正各自忙着手里的工作，一个拉胚，一个塑形，一个在三楼的露台角落里敲打瓷片。倒不是像流水线作业那样的严格分工，每个人必须会做每道工序。在汤堆村，从挖泥巴到烧制出陶器，往往是一个人的事。
孙诺家的三代陶匠
“你看我像不像七十多岁的人？”
人生厚重，孙诺老人喜欢开玩笑，言谈之间，淡化过往。
“其实我才六十四岁。”
汤堆村的民居内部格局都很相似，光线昏暗，纯木制结构。孙诺七林家有全村最好的黑陶手艺，还有一位做名寺堪布的儿子，但他们家里看上去尤其简单甚至简易，可以说“家徒四壁”。
进门右边有精工雕刻的水缸厅，水缸中盛装清水，水中酥油和小酥瓶象征海洋里的太阳、月亮和星星，是村人宗教信仰的象征。房间左边空旷处是火塘，为待客、用餐之地，而既然是制陶的家庭，火塘还有更重要的生产作用，其上方搭有许多木头梁子，那是晾晒陶胚的地方，火塘旁边也是烘烤器胚之处。
孙诺七林的大儿子恩主和阿祖一人各占据了一个窗口，席地制陶。
恩主十一岁退学开始跟着父亲做陶，在他工作案旁边有一台老旧的收音机，带着兹兹杂音，播放藏歌，或者是迪庆电台，可一边工作一边耳闻天下。收音机下面是一台薄型dvd机，播放他的弟弟从全国各地寺庙带回的一些光盘，专门讲授佛理。恩主大叔常叹息的是自己没有把藏文学好，只会说不会写，羡慕弟弟能写一手经书般的好字。其实在修习方面，恩主并不消闲。他每天早上为三楼的佛堂更换净水，换出的水浇到树下，以不被人畜踩踏，每隔三天，悉心打扫佛堂，不染纤尘，木地板上只剩两槽磕长头留下的凹痕。弟弟是高僧，受其影响，恩主不爱杀生，家中不再养鸡。一些外地游客开着越野车，牛气哄哄地嚷着想吃石锅鸡，恩主只是强掩不满，回到作坊继续做活。游客们便从邻居家抓来土鸡，在孙诺七林家露台上宰杀去毛，请阿祖用石锅烧鸡，香味四溢。这个时候我去看恩主大叔，他闷闷地对我说：“你看，他们还是杀鸡了。”
年轻人阿祖的家原本在孙诺七林家北边，高中毕业之后，他成为恩主的徒弟学习做陶，勤劳好学。后来他取了恩主的女儿为妻，并分担了一些制陶的工作，从此孙诺七林、恩主、阿祖三代人既有分工，又互相协助。
碎瓷片是陶器上的装饰物，敲瓷是正式制胚之前的准备工作。阿祖习惯在三楼走廊找一个明亮角落，将破旧瓷碗敲碎，再细化为圆形、三角形、长方形三种大小不等的碎片，以备在陶胚表面镶出不同的纹案。然后，在屋内的作坊前将瓷片一一镶嵌到土陶身上。
孙诺七林的作坊在另一间小屋，只有一扇小窗，窗外就是那棵核桃树，再等一个多月，就要结熟果。
室内光线昏暗，木地板木墙，未上漆，贴几张“十大元帅”宣传画。他盘腿坐在毡毯上，一张手工织毯铺在腿上，防潮保暖挡灰，背靠着一张自制的拱形木板，面前的工作案是一块长方形木板，上置圆中带方的转盘，周遭全是土红色的茶罐陶胚、泥土以及大大小小几十件核桃木工具，左边墙角还重着几张旧垫子，屋内再无它物。老人的右手正在用工具沾水拍打罐口，左手在均匀地转动转盘，我注视着这样一双手，发现除了挂在窗前的白炽灯，这间屋里的东西无一不是手工制成。
“我这一辈子，除了做陶外，从没做过其他事情。”
尽管左耳已不灵光，但老人言谈机智，带着藏人的乐天幽默，手里的活兀自一刻不停。
“我九岁到十一岁期间在读小学，只到三年级。家里有五个兄弟姐妹，不够吃穿，我是老大啊，会识点字，回来在村里当了三年计分员，后来做会计，拨算盘。也是那个时候开始，跟我妈妈的哥哥学习做陶。他是做得最好的一个，现在已经去世二十多年啦。当时村子里会做陶的老人也就才六个，现在村子里面随便会做的有一百人了吧，那时我们可以去德钦、维西、丽江卖陶器。文革时期斗私批修，不准家里做陶，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我那个时候悄悄地做，因为老百姓要用啊，都是晚上做，烧陶也是晚上在自家火塘里烧。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大概两三年吧。太不像话，那个时候。”
“那时怎么出售呢？”
“悄悄地卖。天不亮，就背着陶器去香格里拉，到农村里去卖，挨家挨户问，一些换青稞一些换衣服。被人家知道了就会受批评，东西还要被没收咧。”
“爷爷，你最喜欢做哪一种？”
“我自己最喜欢的是……什么都喜欢的，我做什么都可以。以前这些陶器只有三十来个造型，八几年以后，游客多了，也会传进来一些图案。现在土陶的造型特别多，有一百多个，以后还会增加的。美国的高山研究所来了之后，印了一个图案集子，里面全是图案。”
美国高山研究所（the mountain institute, tmi）曾给村里匠人每户一本册子，上面搜集了藏式麒麟、藏八宝等图案，这本册子无法反映藏人民间图案的作用与历史，只是将许多图案无序地堆放在一起，甚至也叫上许多外界的图案，如汉地象征兴旺的猪、各种各样的福字等等。这一切就像“地震”一样突然闯进汤堆村人的生活，仿佛来自外太空，带来的，也许是造型艺术的多元化，也许是本土审美的混乱和偏差。比如说，过去几千年历史中，黑陶因受宗教艺术影响而出现了“藏八宝”的纹饰，而从中甸旅游业兴起到现在短短十几年，黑陶造型和纹饰发生的变化远远超过了过去几千年。
天色渐暗，村里没有路灯，夜晚借着天光依稀可辨识路径，偶尔有几只萤火虫从田间飞来。当晚下了小雨，一家人每天按时在康巴卫视晚间新闻重播之前回房休息，这个时候恩主还会留在饭厅里继续看电视。
制陶古艺
“查县属地居寒带，陶业一项，仅系瓦、罐，用碎土和泥，将瓦砖、花盆形势制备，即置入窑场顺次排至，下用火连日数夜，试其火法，上顶用土盖备，中留孔，周围引水，伺其火法匀宜，则引水以避之，数日后取出备用。惟天时酷寒，收效无多。土罐、土锅制好后，用曹熏烧，即作器物。”
民国时期《中甸县篡修县志材料》中如此记载道。但若把这一带的陶器烧制说成是“置入窑场”，未免有些容易引人误会。
夜雨之后，贯穿全村的水渠“池宝沟”的流水声也变得更加明晰。南部神山云雾缭绕。
每天早上，阿祖在屋顶点燃香柏枝，放入围墙角上的桑炉之中，加上糌粑等物，站在桑烟之中，口持六字真言，虔诚祭神。一家人吃过早饭喝过酥油茶，便开始忙碌自己的工作，女人下地务农，采摘果实，小孩子四处玩耍，男人们则回到作坊里。除了农忙时，男人们会去地里帮助女人做农活，其他时候，心思全在做陶。
这个时候，作坊里必须已经备好制陶的泥土。
孙诺家的泥土是从南边的萨西贡（山名，“黄泥”之意）脚底采来的，山中多松柏和灌木，植被良好。每隔三个月，到这里采得白砂和红土，这是制土陶的两种主要原料，然后装上拖拉机运回家中。接下来的工作是在晴天里把白砂和红土都铺在院落走廊上进行晾晒，然后以2:1的比例混合再进行晾晒——这种比例的计算全凭人的工作经验，而无精确的机器操作，如果红土过多，白土过少，烧制陶器时就很可能会破裂变形。等彻底晾晒干燥之后，用木棍舂土，使之更加细碎，再用筛子细筛出细泥，装好。
干燥的细泥自然是无法塑形的，因此筛选之后，还需要和泥。一般是将砂土倒在平地上垒成一个不足一平米的小山丘，然后用手在砂土堆中央扒开一个圆窝，用以注水，再徒手迅速搅拌，这是一个非常费力的步骤，并且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以防过于干燥或湿润。水砂融为一体之后，便可以和泥，将陶土糅合成奶粉罐大小的团状，放在铁皮桶中，盖上塑料布保湿储存待用。塑料布和塑料袋是整个制陶过程中唯一的非手工非天然物品，但藏文单词将透明的塑料纸直译成“水纸”，非常形象，还给这种肆无忌惮的“最糟糕发明”赋予了一种微妙的谦卑。
天微光时，孙诺老人从一楼牛厩里取出一块陶土，准备工作。从他的作坊里传来敲打声，那是最准时的闹钟，应和着鸟鸣。
工作案板上前一天残留的陶土要先清理干净。孙诺老人盘腿坐下开始工作，通常一坐就是半天。
村里制陶人曾被邀请到景德镇参观，内地的夏天令人大汗淋漓，虽然看见了电动转轮，也看见了电子烧窑炉，但一切却未必比手工制作经验来得更方便和精确。更重要的是，汤堆村地处偏僻位置，微弱又不稳定的电力不足以带动这些电子设备。
陶器的塑形过程中，需先在工作案板上撒适量细砂，然后，老人从塑料袋中取出一块大小相宜的泥土，用木棰蘸水将其敲打平整，执木刀切成几个小块，用来制作茶罐底部。再拍制长条，以作茶罐外壁雏形。接着用木拍拍打雏形的外壁、口沿，进行修整和加固，此间将木拍时时蘸水，有益于陶体严实。最后用木刀将茶罐底部多余的泥土去除，并拍打严实，用塑料纸裹住。
一个茶罐基本完工了，这是所有人在学习制作黑陶时必须掌握的基本功，如果最初做不好茶罐，那就意味着将来的一切器物都做不好。
“以前我学习的时候，这种小茶罐，我一做就做出来啦，我师父喜欢，就表扬我啦。”老人像个孩子一般回顾往昔学艺的情景。
这种茶罐造型，其独特非别处所有。1970年德钦永芝人热火朝天开凿梯田，在荒地里发现石棺墓，墓身背倚梅里雪山，面朝澜沧水，墓葬丰富。孙诺老人手中的茶罐，与石棺墓中出土的单耳陶罐造型便非常相似，工艺简单古朴，罐身矮胖，罐腹向外凸出，几乎没有纹饰或者纹饰简洁。
像这样反反复复，孙诺老人一整天可以做七到八个茶罐。之后要将它们排列在通风处进行晾晒，等风干之后可用牦牛毡子进行打磨抛光。这时候火塘可派上用场了，老人从仓库取来几根木柴，点燃，房间里顿时温暖，可以看清楚墙上贴着的汉地观音立像和八仙图。胖胖的茶罐一一排在火塘边，如果要烤干的陶器数量繁多的话，就会将它们放上火塘上方用竹木搭成的架子，越排越多，静静等待，等到架子都排满了，就要浴火重生。
这也是尼西土陶工艺中的关键环节——烧陶。需要极好的经验，否则前功尽弃。
若是雨季烧陶，须先在地上铺一层锯末灰防潮。天刚亮，启明星未下之时，无风且气温合适，最以为宜。将青松木并排搭作底架，大小陶器放置其上，为节约空间，大器具的空隙处摆放小茶罐等零星物件。再将木柴直立插入陶器之间的空隙及外围，组成似含苞之莲花状的柴堆，在中间留出气孔。这时可以用干燥的栗树枝叶将柴堆围绕起来，以刨花引火，一边烧制，一边不断往柴堆四周添加细条的苹果树枝、梨树枝助燃。又以木棍轻捣火堆，使之透气。待木柴燃尽，将烧好的陶器迅速挑至锯末灰中覆盖，陶器黑亮色即成。
差不多过十五分钟，便可将陶器一一挑出冷却，再用煮滚的奶渣水迅速将陶器内壁涮一便，以防将来使用时渗漏。待到陶器凉却，便可带回家中，再用毡布进行一次打磨，才算完工。
“如果，我还是一棵树，在你宽厚的土路上……”
我的朋友此称，一位年轻的藏族诗人。在香格里拉县城里，他说特别想回到乡下，觉得好的作家必须要热爱土地。“当大风撩开你的面纱/我看见一双眼/在桑烟的顶端/从没离开过我……如果，我还是一棵树，在你宽厚的土路上……”是出自他的诗句。其实岂止作家，人与土地有了那份联系，才有灵气。
“汤堆”意指“坝子里最高的村子”，四面环山，尼西神山里，物产丰富，传说纷纭，顶上积雪年年消退，坝上则杂田交错，果树满园。如今家家做陶，用以维持生计，而土是制陶的主要原料，那些山中找来的陶土黏性大，可塑性强，是祖先留的福气，亦山神恩赐。人们惊叹于迪庆石棺墓葬出土的陶器与今天汤堆村土陶之间的相似性，无论是造型、文案还是材质，都意味着它们可能出自同一血脉，也为迪庆藏人与古族氐羌的渊源提供一些佐证。如今，连年纪最大的老人也说不清楚，到“萨西贡”采土的历史起于何时。孙诺老人亦只听说：到那里采土，自古成风。
现在汤堆村人公认的是，孙诺老人家的陶器最为精细，许多年前就扬名海外，也有世界各地的学生前来学习。家中常常住进慕名而来的陌生人。饭后黄昏，老人拿出家里的影集，其中藏着许多照片，他常说起两位美国女生，告诉我说：“她们年纪比你还小，但是很坐得住，和我一样，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做的东西也非常好。她们做好了就自己背回去了，还留了一些在我这里，我可以卖给游客。这是她们画的卡片，你帮我看上面写的是什么？”
那张卡片上画着一颗树，树上挂着“藏八宝”之一的吉祥结，手法稚嫩可爱，背面则用汉语拼音写满了感谢话语。
说起这些学生，老人非常开心，尼西土陶曾经只能以几毛钱出售，也无人问津，村里不再有人愿意做陶，纷纷外出打工谋生，现在因为旅游业的发展，尼西土陶声名大噪，汤堆村几乎家家都有人做陶。也许，将来可以和大儿子一起努力，将这门手艺集中教给村里特困户家的孩子们。
“如果后来不做这个的话我就已经不在农村了，就去当干部了。现在全村都知道，我们家最会做陶，而且现在大家都在学着做。我六十多岁了，应该退休，那我每天做一个吧，这样随意做事情的效果是最好的。年老了不出什么力气也可以找到生活的钱。”
离开汤堆村时，孙诺老人一家四代在门口相送，他们的真挚和开怀，令人难忍挥别。走出村庄，在路边等车的时候，遇见一位汤堆村的少年，相貌英俊，也在等车，是去城里读书的中学生。他问我这两天地震是否害怕，我说，不怕，村里房子多结实啊！你呢？
“那就好，我也不怕。”
呵，小大人模样。
“为什么？”
“因为有我们的上师保佑啊！你在村里住哪家的？”
“孙诺七林家。”
“哦！那是我们家亲戚。放假的时候我会去向他学习做黑陶。”
少年的神气里充满了自信，如同这高原的阳光。
晴朗时候，纳帕海一片碧蓝。但这一次回去，经过的纳帕海不同往日，大雨敲打着她的每一寸肌肤，水面上明明灭灭，有透亮的光。泥土经过雨水冲刷之后，气息浓郁。我想起匠人孙诺七林一边在小作坊中塑茶罐，一边说着他的二儿子的事：那年干旱，庄稼歉收，他的二儿子——一位僧人，今年刚任松赞林寺堪布——坐车到垭口附近，然后经过徒步跋涉，到松赞林寺的神湖去祈祷求雨。
“他到了那里，就打电话回来问：‘下雨了吗？’……”
“结果真的就下了吗？”我问。
“下了。下了。”他的话语如同那双正在工作的双手一般自如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