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格萨尔》史诗是一部活形态的民间文化。它之所以是活的民间文化，是因为大量的有关《格萨尔》的文化形态仍在民间流传与延续。作为一名专门从事《格萨尔》的研究人员，走进民间，深入基层去实地考察，采集第一手资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2004年6月初，笔者带领《格萨尔》学专业的几名研究生，赴《格萨尔》流传最广泛的康区进行了一次实地调查。调查的对象是《格萨尔》学学科建设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支撑点——《格萨尔》石刻艺术。现就以这次考察行程中所见所闻和获得的资料以及访谈为依据，再结合笔者多年来学习与研究《格萨尔》的点滴积累，梳理成文，供同仁交流，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二、莫斯卡的石板刻画
莫斯卡，属四川甘孜丹巴县丹东 乡，地处甘孜和阿坝两州之间，丹巴、道孚、金川三县交界处。2002年5月和7月西南民族大学杨嘉铭教授等人先后两次赴莫斯卡调查，并将该地方的《格萨尔》人物石板刻画首次公布于众，此后莫斯卡这个很少有人知道的牧民自然村便成为《格萨尔》学界极为关注的一个地方。这次我们的考察目的也就是莫斯卡的《格萨尔》人物石板刻画。
莫斯卡《格萨尔》人物石板刻画的表现题材主要为骑射、征战等。这些石板刻画大的有一人多高，小的也有半人高。艺人根据所采石板的大小厚薄雕刻人物，并给予适当的夸张，使之各具神态，刻画形象栩栩如生。这些石板刻画采用了平面浮雕、阴刻、阳刻、线刻等多种手法，并随石板的形状构图，因材施刀。凿印刀痕刚劲有力却又轻松自如。其中，线刻和平面浮雕人物形体准确、线条明快、风格多样，具有浓郁的藏族特色。目前发现的《格萨尔》石板刻画主要分布在6个地方：
(一)金龙寺大殿顶层。金龙寺大殿顶层的石刻分新、旧两个部分，其中新石刻是1997年补刻的，有37幅;旧石刻当中10多幅比较完整以外，其余30多幅皆残缺不全。这些就是莫斯卡《格萨尔》石板刻画中历史最长，而且很珍贵的部分。据当地老人和有关史料分析，到目前已有210多年的历史。
(二)格萨尔拉康。格萨尔拉康修建在自然村城墙外以西的一座小山坡上。拉康不大，面积约64平方米，高约3.5米，单层。整个拉康内的四壁用木枋做成三层支架，分层堆放石刻。这里共有109幅石板刻画，号称格萨尔的80位大将，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彩绘风格独特。
(三)卡斯甲都格萨尔塔。这里有52幅刻有《格萨尔》人物的石板。全部石刻镶嵌于一座高约8米、下部每边长约6米的梯形四方体石砌塔上。据说，这些石刻是1994年由道孚县玉科寺的老僧人格图刻制的。石刻全部为彩绘。
(四)吉尼沟青麦格真神山。依着搭建一房，三方封闭，正面敞开。石刻分四层堆放，此处有47幅《格萨尔》彩绘石板刻画。
(五)曲登沟巴扎格热神山。这是莫斯卡3处神山石刻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一处。共有石刻近120幅，其中旧石刻30多幅，新刻的有80余幅。据说旧石刻与格萨尔拉康的石刻为同一时期所刻。
(六)甲拉沟甲拉勒神山。此处石刻共有60余幅，据说是1993年以后新刻的。
除以上6处集中存放外，一些牧民家里也供放有《格萨尔》石板刻画，究竟有多少，无法作详细统计。
在莫斯卡除《格萨尔》人物石刻以外，到处可以看到刻有佛像、六字真言、经文的大小石板，这些石刻都是当地群众(有一定石刻技艺的)利用牧闲时刻制或邀请一些专长雕刻的民间艺人刻制而成的。那么，莫斯卡的牧民为何对《格萨尔》石板刻画情有独钟呢?这与莫斯卡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关系。莫斯卡的牧民中一大部分自称是达戎部落的后裔。达戎部落在《格萨尔》中也算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部落。在莫斯卡，不论是人口和户数，还是社会地位等其他方面达戎部落都占首位，且说是迁移到莫斯卡地方的最早牧户也属达戎部落，还有金龙寺的所在地，原是达戎部落的冬季牧场。在当地，还流传着有关达戎部落首领晁同很多故事。不但如此，其余的牧户和部落也都来自色达瓦须部落和勒戎部落等。这些牧户的原驻地都是《格萨尔》流传广泛且文化气氛浓厚的地区。不管他们身居何处，原在血管里流淌的文化在新的驻地继续发展和弘扬是一个共同的文化延续现象。所以，莫斯卡流传、弘扬《格萨尔》也不足为奇。另外，还有一位高僧对该地方的《格萨尔》石板刻画起关键性作用，他就是青则益西多吉()。
青则益西多吉系今青海省班玛县智钦寺高僧，该寺属宁玛派。据《丹巴县志》载：“清乾隆五十年(1786年)金龙寺由青海果洛州籍红教活佛青则益西多吉主持修建”。青则益西多吉高僧来自《格萨尔》流传的腹地，也是莫斯卡牧民迁移前的原住地。加之相邻的道孚玉科等都是《格萨尔》广为流传之地，莫斯卡的达戎部落及其他部落都对《格萨尔》耳濡目染。这样从客观上讲，青则益西多吉高僧在该地区弘扬宁玛派的同时，也有传播《格萨尔》文化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此，当地人说他们的《格萨尔》石板刻画的开创者是青则益西多吉也是有道理的。
莫斯卡牧户的来源和青则益西多吉高僧修建金龙寺，从这两点上我们可以确切地了解到该地方流传《格萨尔》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年代。为创造这样一个独特文化提供了物质条件的另外一个客观因素，就是天然石板。无论是莫斯卡的寺院还是牧民定居点，人字屋面上均覆以青色的石板。这里盛产这种片岩板材，石质优良，片状成形好，这就为雕刻石刻画创造了物质基础，这一点也很重要。
莫斯卡《格萨尔》石刻的特征，杨嘉铭教授等人比较全面地归纳为以下八种：数量可观，型类一致;谱系完整;忠实于《格萨尔》文本的精神和内容;较强烈的地域特色;画面与板体石块的有机组合;精湛的技法;雕刻与彩绘的协调统一;借鉴了一些汉族绘画着色风格。
三、石渠《格萨尔》人物石刻
石渠县地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北边陲。川、青、藏三省交界处，平均海拔4000米。石渠的藏语名“”，意即雅砻江源头。石渠系藏语“色须”译音，以境内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60年)的黄教寺庙“色须贡巴”而得名。
2005年6月14日，我们拜访了居·贡智，石渠县境内的所有有关《格萨尔》的遗迹和传说他都了如指掌，他向我们展示了一块《格萨尔》石刻画。
这幅《格萨尔》人物石刻据说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是一块原色石料的菱形石板刻画。石板高27厘米，宽15厘米，厚度为2厘米。石板正面上有边线，中央有格萨尔大王骑神马的刻像，像下方刻有吉祥宝图。刻画工艺清晰，栩栩如生。这幅石画不论工艺，还是历史年代，都很有研究价值。
据居?贡智介绍，石渠的石板刻画主要在2处，即巴格嘛呢墙和松格嘛呢城。巴格嘛呢墙位于石渠县长沙贡马乡，距离县城50公里，嘛呢墙全长1.7公里，宽5米，高3米，石块总数约2000万块，为我国藏地独有，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呢墙。墙体全用嘛呢石片堆砌而成，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几座佛塔相连，共计23座佛塔。墙的两边还有大大小小的“窗口”，“窗口”里摆放着一个或几个石刻佛像，有彩绘佛像，也有石料原色的佛像。石板上除刻有六字真言外，还有用古藏文和梵文刻的经文，年代久远。巴格嘛呢墙于1671年巴格一世活佛桑丹彭措开始建立，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后来，历代巴格活佛不断修筑，特别是巴格金美却吉旺波(1808～1887年)对原有的嘛呢墙进行扩建加工，其外形美观、坚固牢实，被称为巴格嘛呢石经城。
2004年l0月中旬，由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省社科院、四川师范大学的民族学家、藏学家组成的考察组在石渠县实地考查时，在巴格嘛呢墙发现了5尊格萨尔王石刻造像，这些为数不多的《格萨尔》石刻，刻制技术细腻、精湛。其中2尊系17世纪巴格嘛呢墙初建时期的珍贵艺术作品，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我们在居·贡智家有幸看到的那幅《格萨尔》石刻画，就是从巴格嘛呢墙的石刻画中精选的，是石渠县所有《格萨尔》石刻当中最具特色和代表的一幅石板刻画。
松格嘛呢石经城位于距县城东北约70公里处的阿日扎乡境内，坐落在雅砻江支流洛曲河西岸一处两山对峙的宽谷之间，背靠一座浅丘并建于浅丘的山脚。石经城坐北朝南，呈一长方形。东西长73米，南北宽47米，城的外墙高度约为9米，城的中心主体经幢部分最高点为14.5米。在石经城正面偏西位置开有一道小门，由此可进入到石经城内。整座城内密密匝匝地堆满了一堵堵刻有各种经文和佛像的嘛呢石堆，中间仅留有狭窄的通道可供通行。整座松格嘛呢石经城没有任何框架作支撑，也没有使用任何粘和剂，完全由一块块嘛呢石刻堆砌而成。石板上刻有六字真言，以及藏文和梵文的佛经，佛像等。松格嘛呢城修建的初衷与年代，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和史书记载，其中一种说法与《格萨尔》有密切关联。在居·贡智赠送给笔者的《松格嘛呢城文史》(《》)中写道：群格萨尔时代，岭国和霍尔国交战时，岭国总管王之子囊沃玉达战和弟弟戎查玛勒死于战场，火葬后出现奇特舍利子。经岭国上下沟通商议，为了纪念已故勇士、超度亡灵和保佑在世将士生命，修建一座纪念塔存放舍利子。因晁同在霍岭大战中有罪孽，为忏悔修建了嘛呢塔和白塔。而后，经漫长历史岁月的日晒风吹，只留下了残垣土堆。到了17世纪初，高僧白玛仁青发掘后，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后经当地牧民以及专程来此地朝拜的信徒不断堆垒，造成了当今这座气势磅礴、造型独特的嘛呢城。
在石渠，除巴格嘛呢石经墙和松格嘛呢城之外，还有很多与《格萨尔》有关的历史遗迹和风物传说，如宜牛寺藏有说是格萨尔的弟弟戎查玛尔勒()为格萨尔大王制作的一幅唐卡;长沙贡玛乡境内有嘉查塑像(原本只有上半身，后来，老百姓为纪念他而加塑了头像)以及战死埋葬之地;温波乡阿萨尔洪拉山鼻下埋藏有格萨尔幼年所穿的牛犊皮衣;有格萨尔的护神格佐()神山;有格萨尔和他的将士们的练靶场、煨桑台、药水池和用过的马鞭、竹鞭、刀箭等;更有18世纪初居?米旁(1846～1912年)的诞生地以及他亲手制作的格萨尔煨桑旗，等等。
四、实地调查引发的一点思考
通过这次考察路上的所见所闻，有颇多感受。经过无数默默无闻艺人的传承和有识之士的呼吁，《格萨尔》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同时人们也看到了它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价值，所以出现了抢占这一文化品牌的现象。这对《格萨尔》的延续、传承、研究等方面，也许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不能放松抢救和保护的工作，也不能仅仅为了商业的利润而破坏和损害《格萨尔》文化的整体性和完整性。
从目前情况而言，《格萨尔》的保护方式上有两种情况：一是抢救性保护，一是生态性保护。所谓抢救性保护，主要是针对年事已高的《格萨尔》艺人和还没有搜集到的正在流失民间的手抄本、木刻本的保护。如果这些民间文化一旦消亡就不可再生，故对这些民间艺人和文物，应尽快采用文字记录、摄影、录音等手段，将其活的生存状态与传播状态立体地、形象地记录或录制下来。所谓生态性保护，主要是指如今还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以活的形态存在的民间艺人和文物、藏戏、石刻等。这方面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已将有特色的部分民间艺人吸收到文艺界的行列中，让他(她)们专心演唱《格萨尔》，这是保护民间文化的具体体现。有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近年来新的年轻艺人不时出现。但仍需要花大力气继续营造《格萨尔》文化阵地，培养包括藏戏和石刻在内的传承人。
当然，不管是抢救性保护，还是生态性保护，都应尽量遵循一个共同的原则——科学性，即保护《格萨尔》的原汁原味。有的地方为了拉动地方经济和保护民族文化，推出“《格萨尔》文化旅游节”、“《格萨尔》文化走廊”，还有的以与格萨尔诞生、成长、征战有关的地名改为“格萨尔故里”、“格萨尔营盘”等。这些举措都对《格萨尔》的继承和发展有一定意义。但是，以各种借口，包括所谓帮助其提高质量、改变其原始文本或原生形态的做法，都是违反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科学性原则，是无视民间文化本身生存与发展特点和规律的。民间文化是民众集体创造的，有其自身的文化底蕴和创造这样文化的社会环境，我们没有理由用我们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和知识体系，去对民众的民间文化形态进行修改，也没有权利将活生生的民间文化变成千篇一律的上层文化。如果这样做了那就是弄巧成拙，使原本很有价值的民间文化变成一个不伦不类的“四不像”。
再从文化产业的视角看，《格萨尔》并非单一体，而是一个多样文化的集合体。《格萨尔》不仅仅是靠民间艺人口耳传承而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它是以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的延续和发展而流传下来的。有的是通过说唱、有的是通过文字、有的是通过戏剧、还有的是通过雕刻绘画……就石刻来说，记载着格萨尔大王及其30员大将南征北战、斩妖降魔的历史。这种十分独特的石刻艺术，想购买者不少。据笔者调查，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幅《格萨尔》石刻可以卖到l00多元，而在青海果洛、海南藏族自治州可以卖到200元以上，这说明《格萨尔》石刻有良好的市场前景，但出于对此类独特的文化艺术的保护目的，切不可惟利是图，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各地可以依据本地区独有的文化优势和特色为根基，以多种命名打造《格萨尔》文化品牌，如《格萨尔》石刻村、《格萨尔》戏剧村、《格萨尔》唐卡滩之类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共享这美丽的传说，并将其一代代继承发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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